从“时事批评机关”到“政策指导机关”:《向导》定位何以发生转变?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向导》是首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然而,1924年中国共产党文件中才出现“中央机关报”的概念,此前其将《新青年》季刊、《前锋》《向导》《党报》《青年工人》《中国青年》《团镌》均视为“机关”,此后将《党报》《向导》《新青年》季刊、《中国工人》都视作中央机关报。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向导》的定位由“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调整为“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这既有该报扩展党的议程设置,积极为党代言、连接群众、指导地方的内因,也有党根据其实际表现,相应给予经费、政策支持的外因。由此发现,中国共产党对报刊的身份赋予与定位调整,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

以党内民主带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蕴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发展和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领导必须贯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功能;又要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从政治价值、理论价值、实践价值三个维度深刻理解以党内民主带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蕴,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彰显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真谛。

全面抗战时期党在灾荒防治工作中的社会动员——以两大红色报刊相关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动员是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展灾荒防治工作时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在生产备荒和灾后救济等环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党和政府创造性地运用了组织动员、示范动员、竞争动员和资源动员等动员方式,发动根据地的男女老幼参与开荒耕种、灭蝗、兴修水利、抢种抢收和手工业副业生产等一系列灾荒防治工作。党和政府的社会动员工作不仅保障了根据地的生产、预防了灾荒发生、减轻了灾荒的破坏,同时也在社会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研究述评与展望

关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研究历来为国内学界所重视。近十年来,随着问题意识的不断增强、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学者们围绕“为何宣传”“宣传什么”“如何宣传”“宣传得怎么样”等问题,对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缘起、内容、方式、影响展开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先行研究仍存在内容同质化、史料固化、方法单一化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注重广度拓展与深度突破的同构,具体分析同系统阐释的统一,据理释疑和据史解惑的互补,范式一元向范式多元的转化。

马恩党报思想中“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特征探析

党报是党宣传思想纲领、引领舆论、推进自身建设的阵地,马恩党报思想是新时代党报建设的理论依据,具有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马恩党报思想中的党性与人民性,以无产阶级人民立场、党报的本质使命和具有坚定党性的报刊工作者为前提实现统一。新时代探究马恩党报思想中的党性和人民性特征,能够更好地发挥党报在凝聚人心走好新的赶考路的作用,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组织化发行革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报童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报刊城市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经史料爬梳发现,报童也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不少城市打破发行垄断并再造发行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文化、思想、政治等教育内容对报童实施组织化革新,也促使报童由衣食无着的职业底层群体转化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积极自主的民主战士,完成职能的丰富与拓展。这一历时性、全局性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级进行团结、联合与组织化的优越路径。

《向导》周报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反帝宣传

打倒帝国主义是国民革命的首要斗争目标,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以《向导》为主要阵地,向中国民众广泛传播反帝爱国思想,持续进行反帝宣传。《向导》在创刊初期便展开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以此促进国共合作,并确立了自身的反帝初衷。国民革命启动以后,《向导》从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国民联合和以联俄为基础的国际联合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策略,推动了国民革命浪潮的发展。随着国民革命历史进程的演进,《向导》的反帝宣传也经历了由温和向激进的转变,并最终号召中国人民彻底完成民族革命。《向导》凭借其坚持党的领导的优良作风、服务革命的办报方针、丰富多样的栏目设置,成为中共早期进行反帝宣传的重要阵地。

党报贯彻实践党管媒体思想的实践面相——基于党的十八大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本的考察

媒体中最能体现党和政府喉舌功能的《人民日报》,以其立场鲜明、集思广益、精见迭出的社论,不断践行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之“党管媒体”思想。本文将《人民日报》“社论”文本置于新时代的整体社会背景中,考察其话语形塑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后发现:精准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地宣传党的理论政策,遵循真实、客观、全面的新闻传播规律,是其切实落实党管媒体原则的必由之路与必然之举;同时,亲和力和可读性日益增强,客观性和准确性不断提升,更是其根据新时代党管媒体思想的不断丰富发展做出的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时代呼应性的应然动态调整。

成为“群众的报纸”:瑞金时期《红色中华》办报模式转型

瑞金时期,在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办报实践中,既有的办报模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党报党刊发生模式转变,逐渐形成依靠群众的办报模式。本文以《红色中华》为视点,通过该报在瑞金时期的报刊实践发现,《红色中华》从创办之初以公示和政论为主的“命令和指令的机关”转变为信息多样、贴近群众的“群众的报纸”。这一转变反映了根据地成立之初党报从城市到农村的变化过程,同时表现出党内对列宁党报理论经历了从认识与改造到结合苏区斗争实践的反思过程。这一转变也与延安时期群众办报的观念遥相呼应。

整合式赋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农民主体性的激活机制——以山东B县W村为例

如何提升农民主体性、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基于山东B县W村的案例分析发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遵循党建引领、资源整合、还权赋能与均衡共赢机制,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村社集体治权、促发权责一致意识形成了对农民的整合式赋能,从而激活农民主体性。整合式赋能之所以能有效运作,在于其政治逻辑、利益逻辑、权利逻辑和制度逻辑促进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与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双向互动。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再造村社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制度性关联,不仅增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而且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进而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党建引领和产业发展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性,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内源式发展道路选择。

延安时期读报组的群众性实践考察

延安时期的读报组作为特殊历史时期型构的特定信息文化传播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和群众工作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一时期的读报组传承创新了中国共产党此前读报组群众性的实践范式,从观照群众的政策制定出发,推动读报主体让渡客体,并从读报内容、形式、技巧、模式等方面力求满足群众诉求,使读报效果由被动接触跃升到主动信任的群众性旨归,在深化党性与群众性中实践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反映群众的新闻宣传内在逻辑,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苏联共产党党报发行的历史脉络及当代警示

党报党刊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做好党报发行工作对维护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回望苏联共产党百年党报发行史,列宁时期奠定了党报发行的思想理论根基,斯大林时期将计划发行体制推向高峰,领导建成了国际共运史上规模最大的党报发行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党报发行成就。但戈尔巴乔夫时期放弃党报事业领导权,撕裂党报发行网,导致意识形态安全网破防,教训极为惨痛。苏联共产党近百年党报发行史表明,一部党报发行史亦是一部意识形态斗争史,深蕴党报兴则意识形态稳、党报发行网强则意识形态网牢、党报发行衰则意识形态破防的基本历史规律。因此,必须遵循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铁律,不断探寻党报发行的新增长点,应对新挑战,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

延安时期《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及经验启示

《新华日报》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党报中发行持续时间最长、发行规模最大的中央机关报,也是发行网络最健全、发行覆盖范围最广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坚持“全党办报、民主办报”的基本原则,探索自办发行的机制,组建专业化发行队伍,建成了以订阅与零售为主要发行方式,以总馆、分馆为主体,以发行站、分销处与秘密联络点为补充的大型机关报发行网络。《新华日报》发行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将党报发行工作置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在发行管理中坚持党报发行的党性原则,建成自主可控的党报发行网络,注重倾听读者声音,不断改进发行服务质量。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发行与传阅工作

党报党刊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发行工作是党媒实现传播价值的主要环节,也是党媒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直接手段。党的机关报如何科学有效地发行是我党百年新闻实践中面临的深层难题之一。在延安时期中共局部执政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验”中,《解放日报》作为稀缺的政治资源,以中央集中领导、控量精准配给、多元融合发行和组织化传阅推广的发行策略,构建了“以内为主、由内及外逐层扩散”的发行体系,与当时高度政治化和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相互构建,使《解放日报》以仅约七千份的印刷量,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最有战斗力的思想武器。这种让每份报纸传播效果最大化的发行理念,充分发挥技术和组织叠加优势,是全媒体时代突破党报发行现实困境、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的主要路径。

组织、流通与互动:《向导》周报的发行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承担着宣传政治主张、动员革命力量、维系组织构建等重要作用。《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政治机关报,也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中共党报之一,其发行实践奠定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共党报党刊发行的核心基因。《向导》周报从创刊之初就明确党领导发行的方针,将发行纳入党的组织工作体系,既依靠组织发行,又服务于党的组织与宣传工作,构建了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及以读报效果为导向的推广模式。组织化和多元化的发行制度和模式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宣传阵地上攻坚克难最有力的法宝之一。

制度治党中的党内法规保留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属于党的制度体系中的高级形态。将法律保留原则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中形成的党内法规保留原则,对于加强党的制度体系建设、推进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首次规定了党内法规保留原则,并明确区分了党内法规的一般规范事项和保留事项。在党内法规的一般规范事项之中,只有党内法规能够对保留事项作出规定,对其余事项,党内法规和党的规范性文件均可作出规定,但应当以党内法规为主,党的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规定要遵循党内法规优先原则。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无法准确表达其所欲表达之意,需要进行修改完善;第二款所规定的保留事项也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之区分

我国司法实践对于开设赌场罪的认定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仅以行为人是否单独或结伙开设一个场所用于赌博活动为判断标准。如是,则成立开设赌场罪;如否,则成立聚众赌博型赌博罪。实质上,赌场以其企业化的经营模式为核心特征,主要包括持续盈利、稳定发展、秩序破坏三个方面。而聚众赌博型赌博罪中的赌博场所则无须达到上述标准。这一定义既未提高开设赌场罪的入罪门槛,也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报刊的发展历程、办刊特点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办的红色报刊,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鼓动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鼓舞抗战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创办的红色报刊,虽然数量不多,却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体中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传阵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大革命时期,党的各级组织成为创办红色报刊的主体,在内容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办刊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政治家办报的方针,首次出现了国外宣传阵地;土地革命时期,办刊条件极为艰苦,只能采用秘密及易名方式发行,但党对报刊的组织管理更加体系化,并建立了多渠道、立体式的发行系统;全面抗战时期,宣传抗战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报纸种类更加多样化,一些报刊因合并而停刊,部分报刊甚至出版至今;解放战争时期,办刊环境不断改善,全国性报刊和省级报刊日益增多,办刊模式也更加多样化,并创办了对外传播的多语种报刊。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政治家办报、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对于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媒体宣传格局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