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20世纪初“道德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新学中汲取话语资源建构父子关系,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从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子承父志、子报父仇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内容和写作策略,可以看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晚清伦理变革、救亡革命思潮之间交汇互动和互为生发的共生关系。

废科举前后翰林文人群体的自救活动与知识转型

清末十年,长久以来地位尊崇的翰林文人群体,受到新政持续冲击,面临“政”“学”双重危机。如何调适因应,找到新定位,实现转型,成为一大难题。为此,编纂新书、办讲习馆,皆是翰林文人群体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可以视为他们的“自救活动”。这些自救活动既往所知有限,现可通过深度解读翰林文人群体的文集、日记而揭示出来。这既反映了新政时期安置旧人的复杂较量,也展示了政治和文化格局剧变时代,旧精英群体寻找新定位和知识转型的艰难历程。

明末至晚清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对西学的认知及差异

明末至晚清,受时代变迁和学术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两种书目对西书均有著录,并通过提要等方式评判西书,尤其重视对科技类、宗教类和史地类西书的讨论,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对科技类西书都较为赞赏,但传统书目多注重其实用性,新学书目更注重其科学性;对宗教类西书的评述都有否定之词,但传统书目多措辞激烈,新学书目则更为理性。和传统书目相比,新学书目更加重视史地、政法类西书的著录,其评语多涉及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传统书目作为专制文化与学术体系下的产物,多在实用价值层面上肯定西书,新学书目则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贯穿于西书评述之中,有着不同于传统书目的时代价值。

在传统中求变:从《新世界学报》看清末知识分子的文化思考

清末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瑞安名宿陈黻宸主编的《新世界学报》刊载了大量论学文章,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思考。学报倡导保国粹,建立“孔教”,尊崇儒学和调和中西文化的文化主张,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时局危亡和中西学相碰撞时,从传统和西方开掘文化资源,以期复兴民族文化的努力。他们的文化思考,虽有创见,但总体上没有脱离传统框架。他们努力与既有政治保持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思辨的深化,也反映出革命思想文化尚未成为当时社会主流的历史事实。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新名词、外来语与清末的“新小说”--以《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为例

清末具有革新倾向的小说,在词汇方面,大胆创造、引进和使用了很多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行为的新名词与外来语。这些新词汇,无论是在思想内容层面,还是在语言形式层面,都改变了旧文学的主题与文体。通过对三部清末“新小说”文本中使用新名词、外来语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些“新小说”在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两个方面逐渐显露出现代特征。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清末的文学在新词汇的创造和使用方面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在语言层面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

故宫博物院藏清末新军影像评述

故宫博物院藏有清末新军相册12部共800余张影像,这是目前海内外数量最多的一批新军主题照片。其拍摄时间从1905年持续到1910年,内容分为校阅和秋操两大类。影像呈现了当时新军将领、武器、服制、训练及演习等真实画面,是清末新军编练成果的直观展示。

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在晚清的中落、续衍及转换

发源于本土的神怪小说传衍至晚清却迎来了它的“终结期”,一方面是书评家们对其犀利而直接的猛然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创作者们的“集体噤声”与刻意规避,由此形成了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中落的原因与科学话语的传入、义和团事件的爆发以及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有关,但其自身的叙事特点与审美特性,以及中国本土巨大的接受惯性,又使得它从“彻底的终结”转向了“可能的再生”,并召唤小说家们开启重新利用传统神怪资源进行创作的新尝试。在通过“有意误读”或“故事新编”等方式重新获得接受的同时,晚清神怪小说亦在向新类型渗透转换的过程中,呈现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面貌。

清末粤东新式学堂创设:丘逢甲与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

清末丘逢甲借力日本东亚同文会,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丘逢甲的初衷是岭东同文学堂设于汕头埠,由于同仁杨鲁等人皆认为应设在潮州,于是在潮州开设了东文学堂。但丘逢甲仍与林梁任“继续推动在汕头兴学的原议”创设岭东同文学堂。清末粤东新式学堂,除了潮州的东文学堂,还有汕头埠的岭东同文学堂,并没有学界所讨论的汕头东(同)文学堂。且两家学堂在1901年6月前均有实际办学,聘请了东亚同文会会员为日本教习。至于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报告,为何出现“汕头东文学堂”和“汕头同文学堂”等名称,有两种可能,一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夸大成绩,二是潮州话的“同”与“东”同音,报告撰写者的随意性使用。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查尔斯·泰勒所言的“大脱嵌”革命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新伦理的建构。基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可塑性,儿童被视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希望,清末民初的先觉者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焕发出构建儿童新意义秩序的极大热情。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就是伴随着关于儿童的新伦理秩序而生成的,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完成:在新家国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国民;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公民;在新身体伦理建构中“制造”“模范儿童”。然而,儿童在“大脱嵌”革命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我主体性,而是再次将个人置于新国家共同体框架中,成为负载着人们关于国家、政治和文化想象的隐喻符号。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文本中总有些儿童拒绝被格式化规训,他们总能冲破现实的困境、观念的囚笼,叫喊出生命的喜悦和自由。这说明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之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真正的童年精神在引领着我们。

晚清新小说的伦理叙事与观念转型

晚清新小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反映民众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批判君主专制体制的弊端和戕害个体独立人格的礼教伦理,还实现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思想转向和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晚清新小说君臣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交汇互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的联动--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禁止迎神赛会

晚清推广新式教育,既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晚清新政改革的目标之一。因财力不足,筹款困难,清政府提出“庙产兴学”,即利用包括迎神赛会等常年祭祀活动的各种会社产业,筹办新教育或转用于新政中的其他领域;而这成为1901至1911年的新政时期官方禁止迎神赛会的直接诱因。同时,迎神赛会被视作“迷信”,禁止迎神赛会开始成为破除迷信、开启民智实践之一。四川地区禁止迎神赛会,呈现了“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结合与走向政治实践的历史过程。这成为此后政权常常使用的策略。“国家”推动“破除迷信”是清末新政时期禁止迎神赛会与传统禁令的不同之处。对这一时期禁止迎神赛会的考察,有助于把握清末新政在近代国家建设的意义。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庚子事变后南洋华人对新政改革的评议与倡导——以新加坡华文报刊《叻报》为中心的探讨(1900-1901)

义和团运动后,为了挽回声誉,重振民心,维护清廷的继续统治,刚刚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就颁布诏令启动变法,让社会各界各抒己见,由此拉开十年新政序幕。华文报刊《叻报》在1900年前后紧跟清廷的时局,积极报道义和团的动向和战争的进程,并对运动的失败和时局的败坏痛心疾首。当1901年初两宫诏令新政后,《叻报》仍然紧密关注清廷的动向,大量转载国内与改革变法相关的奏折和文章,并为新政建言献策,其中隐含着南洋华人群体希望国家民族自立与强大的爱国之情。

向心与离心的二重奏:文学地理视阈中晚清新小说的发展面向

晚清文学场域出现了空间位移的新向度,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场域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晚清文学基于传统文学的持守与偏移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意蕴。晚清新小说作为晚清文学场域中的“弄潮儿”,一方面,以自己独有的空间分布在价值引领与小说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印证着“小说时代的到来”,并且以向心聚合的总体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区”。另一方面,在传统帝国的文化文学中心北京遭遇了文学资本的流转以及价值衍化后,晚清新小说形成了以帝都北京为发散中心的“文学区”,表现出创作地理空间的外溢,以及价值上的回溯复古、政治改良和现代批判,在形下和形上层面凸显出与传统小说文类异质的发展模式。双向矛盾运动的“文学区”二元生成在彰显特殊历史文化视阈中文学抉择的同时,仍然具有深层的意义表征和价值指向。

《新石头记》连载情实考论——兼及近代报载创作小说初刊文字核勘的意义

吴趼人重要科幻小说《新石头记》在《南方报》初刊至少至第二十一回,并非过往认知的十三回或二十回,而且曾连载完结的可能性极大。《南方报·新石头记》底稿应是四十回成品,是传统章回小说写作方式和晚清报载小说方式的融合,不同于常见报载小说的随写随刊,最符合梁启超“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世”的新小说写作期待。吴趼人选择报章连载该小说成品,除前此小说连载的习惯,或也受了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刺激。比勘《南方报·新石头记》与单行本《新石头记》文字,变化之处甚少,更佐证了吴趼人是写定小说交付连载的情实。但两者间也有若干比较明显的文字损益,能令读者管窥从报载本到单行本,吴趼人在文本内外的斟酌考量。

新型边塞观念与晚清海疆词书写

晚清的新型边塞环境造就了极具特色的海疆词。晚清海疆词是指鸦片战争后,当海洋作为军事活动的发生地和交通往来的国境线之时,以这一地理空间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事件为书写对象的词作。按照其创作性质和生成语境,其内容可分为亲历者记录的海疆战事、俯览海疆者的思索与追怀、闻听与想象中建构的文学化海疆。词中的海疆书写既呼应了清人以词存史的追求,展现海洋史、战争史的微观侧面;又呈现出一种新型边塞观念,折射时代变局下复杂的文化心态,以及时人家国认知中隐约的近代化意识。

清末民初贵州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时期,地处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也出现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因其地理环境封闭,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落后等原因,贵州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形成时间晚,软弱性和不成熟性更明显;形成途径比较单一,外省籍新知识分子对这一群体形成的促进作用明显;形成的困难和阻力大于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诸省市同类群体;形成了既有共同特征又独具特色的政治派别;受日本新思想影响较大;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和兴义等少数城市。

“新”出传统:晚清新小说的叙事转变

晚清时代的小说家始终坚定不移保持着传统文化的“本位主义”立场,对于叙事角度、叙事立场以及价值观念的选择保留着文学以往叙事小说的维度以及宏观价值的旨意与趣味,且采取想象的思维逻辑来对民族形象、国家形象进行构建。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小说人物形象的固化与类型化、章回体叙事框架模式的使用、史传传统和历史叙事的侧重,均表现出晚清新小说浓郁的常规叙事特征。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方面中表现出对常规叙事的冲破与偏向,在叙事思维逻辑层面表现出对常规叙事方法的态度与多元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述模式上延续了大量的叙事规则,尽管熟练度较低,不足之处较多,但其在“传统”基础上所衍生的“新”方向具备一定的文化史价值与文论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