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颖达《礼记正义》著述体例之优及其原因

孔颖达的《礼记正义》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它不仅集两汉至初唐《礼记》学之大成,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在著述体例上展现了众多优势。通过对《正义》文本的梳理,可以将孔颖达著述体例的优势归纳为六点:一是贯通“三礼”及其他经传;二是对名物和制度的考释详实丰富;三是努力补充《礼记》经文及其郑注的遗漏;四是善于阐释精深的义理;五是表现出谨慎的著述态度;六是训诂文字典雅而流畅。这些著述体例的优势,既与孔颖达深厚的经学素养密切相关,也与《五经正义》修撰发起者唐太宗的政治抱负有着重要联系。

周代裼袭礼辨疑

裼袭礼是周代典礼中常见的仪节之一,涉及周代贵族穿着裘衣之法、裘衣与裼衣色泽配合原则以及裼裘与袭裘的礼义等问题,《礼记》等屡有提及,而语焉不详。两汉以后,此礼亡佚,学者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礼有“盛礼”与“非盛礼”之异,前者要求“充美”,后者则要求“见美”。裘衣之外加裼衣作为文饰,谓之“见美”;在裼衣外用另一件衣服覆盖,称为“袭”,谓之“充美”。裼袭乃是专为裘而设,因裘而有裼与袭,绝非专为聘礼而设。春、夏行礼,葛衣之外加罩衣,虽或有裼袭之义,但不得蒙裼袭之名。学者分歧之根源有二,一是郑注“裼者,免上衣见裼衣”与“凡襢裼者左”,所指非一,贾疏误混,并以为吉凶皆袒,后儒遂以丧袒、射袒、罪袒与裼袭之袒为一,致使经义淆乱。二是文字讹误,裼袭礼之“袒裼”当如段玉裁之说作“但裼”,如此则经义自清。《玉藻》入公门的规定可证表裘、袭裘乃未与裘服配合使用的裼衣、袭衣,袭衣确为充美之衣的专名。周代君臣礼服于细微处见名分,两国交聘,君臣同服麛裘,而主国之君以素衣为裼,使臣以绞衣为裼;裘服君用纯色,袖口处臣用杂色。三年之丧,丧服亦有相应之变化。

凌廷堪《礼经释例》研探

凌廷堪《礼经释例》所释之例既有名物,亦有行礼之向位,还有仪节之开展。其分类的标准,既不是吉、凶、军、宾、嘉五礼,亦不是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八礼,而是将《仪礼》整本书所记诸礼的名物、向位、仪节进行重新分类。全书所释例二百四十六则,其所依据者主要是《仪礼》经文和注疏,并间引《周礼》《礼记》经文和注疏以及其他经籍子书。《礼经释例》在《仪礼》之例的探讨方面有集大成意义,其于《仪礼》之例的归纳以及于《仪礼》之校勘有助于来学。《礼经释例》并非完美无缺,其于《仪礼》经文本身缺乏考察和反思,于经文无例。此外,《礼经释例》于仪节之考证有值得商榷之处。凌廷堪《礼经释例》是乾嘉时期《仪礼》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清代朴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大学”一词在《礼记》中的三重内涵阐释

对“大学”一词的不同理解,是造成《大学》解释不同的原因之一。“大学”一词的含义应上溯到《礼记》。在《礼记》中,“大学”有三层含义:一是作为教学机构,与“小学”对举,是对接近成人的王公贵族和国中俊秀之士,围绕诗、书、礼、乐等内容,进行的崇善、黜恶教育;二是作为养老场所,主要是针对有德行的从政退休者,即国老而非庶老、乡老,天子以礼待之,向社会申明孝悌之义,达到国家教化的目的;三是与教学相关的义理内涵,此即“大学之道”“大学之教”“大学之法”“大学之礼”。《大学》篇则是专言“大学之道”。“大学”在《礼记》中的不同含义,既受《礼记》跨时代性的成书过程影响,又取决于作者以礼治重构社会秩序的需要。这些不同含义奠定了“大学”一词与《大学》文本解释的基调,而解释的纷争亦于此初见肇端。

心灵与音乐之间的互动机理——基于《礼记·乐记》的音乐心理学研究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文化典籍《礼记·乐记》始终贯彻一个基本逻辑,即音乐来自人的心灵感应。本文基于音乐心理学视角,以《礼记·乐记》为文本,围绕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等心态与音乐的互动机理,淫志、溺志、烦志、乔志等心志与音乐的互动机理,疏达、恭俭、清廉、温良等心理品格与音乐的互动机理,探讨人的心理与音乐之间的辩证关系。

诸葛亮的修身、齐家、治国与《礼记》

《礼记》是诸葛亮熟读的一部儒经,他在修身、齐家与治国理政等方面明显带有《礼记》的痕迹,《诸葛亮集》征引或化用《礼记》文献凡九例。诸葛亮静待三顾之节操,廉洁奉公的道德自律,教诲子弟的修身思想,以及倡导薄葬之美德,皆与《礼记》思想吻合,是其践行《礼记》经义的体现。诸葛亮上表汉献帝进刘备为汉中王,上言刘禅追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谏言刘禅亲贤远佞,简拔人才不拘一格,严明法度而“轻无赦”的系列举措,均体现出对《礼记》经义的积极吸取。其进取精神与磊落品格表明他是一位儒家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礼学视域下的《中庸》

《中庸》文本中存在着多处礼学痕迹,其本来就是《礼记》中阐述礼学思想的通论性文章。《中庸》从唐代开始背离礼学体系,学术重心转向“心性”。南宋朱熹从向内拓展和强调存养功夫两方面着手,最终完成了《中庸》从“礼”到“理”的转变。作为《礼记》文本的《中庸》是“礼”的总括性描述和哲理性表达,对具体的礼仪规范和伦理等级作了形而上的解释,从人情、政教、天道等维度深刻揭示了“礼”之于人、国家、社会的价值。“中”与“诚”在《中庸》中实是一体两面、似异实同的两个概念,中庸即至诚,是礼乐文化的哲学化表达,代表了由礼乐之道内化而来的终极道德。

文本、历史与精神特质:论《诗大序》“缘情说”的必然性

单纯从“缘情”与“言志”两个维度看待《诗大序》,属于后世的理论视角,难以接近其真正内涵,故要以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及文本为根据,依赖内在精神与历史背景的流变,参照现有“情”“志”理论框架,发掘《诗大序》的“诗”学特质。《诗大序》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诗”教传统,以阐发普遍原则为主流,但《礼记》等礼乐文本的记载表明先秦礼乐学说以自然情感为理论基础,是为个体原则的萌芽。追溯至历史深处,西周的礼乐依附于天命、习俗规范等外在力量,而春秋时期孔子以“仁”重新释礼,将个体心理原则作为礼乐的依据,实现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故“缘情”成为礼乐文化与“诗”学未来的必然方向。

《礼记》中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及现代启示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记载了先秦时期礼仪制度的产生、内容及变迁,其中有很多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范,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仪表举止之礼,包括仪容端庄、举止稳重、衣冠得体、仪表整齐等;二是日常居家之礼仪,包括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等;三是与人交往的礼节,包括待人接物之礼和公众场合之礼仪等。从这些礼节中体现出来了诚敬、孝道、尊人等道德精神内涵。这些日常生活礼仪规范及其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对当下我们的德育工作仍有启发,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要做到注意从小事做起,善于立规矩,同时要利用礼文化,来提升德育效果。

治道之间:任启运研礼倾向的演变——以《礼记章句》《经筵讲义》《礼记义疏》之《王制》《月令》为例

任启运《礼记章句》《经筵讲义》及《礼记义疏》的问世,伴随着个人身份的转变与研礼倾向的转移。康乾之际,任启运从乡塾学者到帝廷之师,再至礼学总裁,逐步被纳入清廷政统与道统的中心。三书不仅彰显了任启运在各阶段的身份认同,同时揭橥了任氏释礼重心由考据向义理的转向,以及经世意识的增强和文化认同感的提升。稽考三书阐释《王制》《月令》相关内容的异同,可管窥任启运礼学研究的核心精神与发展脉络。

胡瑗“明体达用”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胡瑗“明体达用”既是宋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治国施政的纲领,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内涵。胡瑗“明体达用”以“仁义礼乐”为政治原则,以“大中之道”为政治策略,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成为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学术资源和理论基础,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实践,影响并推动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

形式·功能·思维:《礼记》饮食禁忌的文化阐释

《礼记》所载禁止食用的物品、实施禁忌的行为以及遵守禁忌的时间,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大传统禁忌领域的部分要素。这些禁忌具有调节人与神灵关系的宗教功能、调控人与集体关系的社会功能以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功能,反映了古代先民以物及人的类比思维、主客交融的互渗思维以及调和阴阳的二元思维,对于建构中华礼制文明和延续民间文化小传统具有深远影响。

礼乐制度与《周南·桃夭》篇的文化意蕴

《周南·桃夭》是《诗经》中的著名篇章,从礼乐制度的角度解读该诗,可以对先秦时代的审美标准、道德观念及人们的行为规范有进一步的认识,真正理解《诗经》的诗教价值和礼教意义。《周南·桃夭》反映了周人美善并臻的审美观、希冀家庭幸福美满的婚姻观以及期盼家族子孙蕃盛的子嗣观。这些观念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礼乐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值得认真探讨。

《礼记·玉藻》“君赐车马”章辨诂

学界关于《礼记·玉藻》“君赐车马”句的读法、释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郑玄为代表,认为“拜”“赐”二字当分读,后一句言卿大夫受赐于天子,归必致于其君,待君有命才能使用;另一种以陆佃为代表,认为“拜”“赐”当合读,后一句承接前一句,言没有国君之命则不敢乘服。经考辨,这两句是统言“三赐”之礼,陆氏的读法更符合经文语境,但他对第二句的释义不甚清晰,应释为:若没有得到国君的正式授命,则不可以立即乘服。关于“据掌致诸地”,多数学者认为是解释“稽首”之仪,但实属赘述;段玉裁等人认为是臣受君面赐所行之礼。经考察,臣受君面赐确实应先稽首然后受所赐之物,则“据掌致诸地”应释为:臣稽首而后双手捧所赐之物于地上。

传统书院的现代价值

教学、藏书和祭祀是传统书院的三大功能,这三大功能支撑起传统书院走过千年的风雨,使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研习学术的机构、传播知识的基地、实施教化的堡垒。传统书院的这三大功能,在现代已渐趋式微。传统书院人数不多的较小规模、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朝夕相处地研究学问,是其最有生命力之所在,是传统书院对于现代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书院在现代依然保持生机、焕发活力、被新建或复修的原因所在。

《论语》孔学关系考论

孔子生活在国家治理由政教一体向世俗政治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语录既有政教杂糅的特点,也有世俗政治的倾向。弟子后学选编《论语》,不仅剔除了孔子的大量宗教语录,也未收录他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的所有长篇语录,只选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语录。其目的应是:其一,凸显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使孔学完全成为世俗政治学;其二,让通俗易懂、短小易记的《论语》成为孔学的“普及本”,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语录成为孔学的“学术本”,二者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理论总结和后世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历史地位。《论语》选编工作对提升孔子形象和孔学地位的重大贡献,即在于此。

中国礼乐文化的学术传承与《礼记》的文体研究

《礼记》的形成是礼乐文化传承在汉代时的一种学术形态。《礼记》呈现了汉人对西周礼乐文化传承的书写方式和文体样式。从七十子之单篇散记到《仪礼》附经之记,再到《礼记》成书,实际上是记者在传承和记录礼乐文化,从文学史的角度说,在对周礼不断传承的过程中,伴随了不同时期的"记"的文体功能的孕育与发展,经学与文学呈现的是一个同步共生的状态。关于《礼记》文体的研究,将试从礼乐文化的学术传承史中发掘记体内涵的演变及文体因素的逐渐形成,以重新认识《礼记》的体例特点和文章形态。

燕飨礼仪与春秋时代的赋诗风气

同西周相比, 春秋时代的燕飨礼仪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并对春秋赋诗风气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礼终乃宴”、“宴中赋诗”,《诗》与礼的关系进入一个特殊阶段, 燕飨礼仪成为赋诗言志机制产生和发展的礼学渊源。独特的用诗机制表现出春秋士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蔡邕解读《礼记·月令》的新变

蔡邕对《礼记·月令》的解读,体现了不同于汉代经师儒生的一些新特点、一些新变化,表现出消解儒学束缚的新思想,以及重自然、轻名教的倾向。表明蔡邕是汉末涌动的新思潮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为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声。

《礼记》中的传统礼仪教育方法及其现代价值

西周是传统礼仪教育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礼记》中记载了西周传统礼仪教育的许多事例及方法,其礼仪教育目标明确,社会推广渠道丰富而富有成效,对现代礼仪教育起到很好的借鉴与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