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意象的发展变化与陶渊明的出处选择

陶渊明的一生是从矛盾到和谐的。从自由高飞的“高鸟”到身不由己的“羁鸟”,最后在自然中找到归宿的“归鸟”,陶渊明诗歌中呈现出的“鸟”意象不同形态,正符合诗人一生从仕隐矛盾到臻至和谐的过程,分别对应了每一阶段诗人的心理,是特定阶段的诗人形象化身。可以说,鸟儿陪伴了陶渊明的一生,成为陶诗中具有重要寄托内涵的意象。

道言悖反与审美超越——道家语言哲学及其美学意义新探

道与言的关系是道家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道家坚持道"自然无为"、"混成无形"。"道不可言",言不及道,二者之间是相离、相悖的关系。道家认为,要想超越道言悖反,一是要破除名言的人为性,使之成为自然的、"无心"的语言;二是要破除名言的区分性,使之成为混整性的、象化的语言。前者可称为"言无言",后者可称为"言象言"。"言无言"开拓出审美化的"天地之境","言象言"创造出审美化的"大道之象",这使得道家语言哲学,无论在内在精神还是在外在形式上,都表现出审美化的倾向,并对中国诗学、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交流的无奈:老子与彼得斯的不谋而合

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老子与彼得斯在各自的代表著作中不谋而合地表达了对于交流所持有的无奈的观点,更为巧合的是,两者都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这种无奈的交流,都希望以"仁爱"来解救人类交流的困境。不同的是,彼得斯解决方法在于"己之所欲,请施于人",而老子则以大音希声、大辩若讷、以静制动等方式调控自我而实现交流的超越。也许,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巧合而已,而是智慧的思想碰撞出的美妙火花。

英语世界中的陶渊明研究管窥

从译著、论著和论文3方面系统梳理了英语世界中的陶渊明研究成果,厘清了海外学人的关注重点和研究思路。译著呈现从文学普及到学术研究的可喜局面,论著和论文水平也令人瞩目。他们立足于西方学术背景,理论性强,视角丰富多样,既擅长传统研究,又注重新理论的引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语言的痛苦:文学言说的双重困境

言说体验之境并显示其中蕴涵的人生意义,既是文学言说的追求所在,也是文学言说的困境所在。不过言意矛盾并非仅仅体现为欲说之“意”难以转化为传达之“言”,其间的矛盾至少包括三种形态:“意”的丰饶与“言”的贫乏;语言本身固有的含义遮蔽了意义的表达;以及先于个体存在的语言对思维的限制。因此,言意矛盾实际上存在于两个过程之中:“意”向“言”的转化和“言”对“思”的禁锢,后者乃是更深刻也更根本的言意矛盾。

论陶渊明诗意栖居的精神历程

陶渊明诗意栖居的精神历程可分为矛盾期、和谐期和飞跃期等3个阶段。矛盾期表现为出仕与躬耕的犹豫与彷徨;和谐期表现为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的轻快与闲适;而飞跃期则表现为生活困窘的悲酸无奈而又在超验幻想中显示瑰丽神奇。这3个时期情态各异,但又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那就是摆脱外在的一切束缚,在人性本真的状态下自由地生活,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的精神皈依。

论李仁老汉诗与中国文人之关联

李仁老是朝鲜高丽朝中期的重要诗人,其汉诗数量高达1500余首,遗憾的是大部分都已失传,只留有《破闲集》、《补闲集》和《东文选》中的部分诗作。通过研究现存的110多首汉诗发现,李仁老不仅积极学习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中国文学家,从题材、人物、辞藻等方面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文学,表达了自身的志趣和思想感情,同时,也有身处武臣执政下文人"欲归不甘、欲仕不能"的矛盾心境,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主体性。

“以言破言”与“能指优势”——论中西文学批评在语言意识上的一个差异

“以言破言”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言说方式之一 ,其源于对不可言说之物表达的需要 ,体现了中国文学解决言意矛盾的一种策略和智慧。现代西方文论、尤其是文本批评 ,则强调文学言说具有“能指优势”的特点 ,突出了文学语言的形式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以言破言”和“能指优势”两种理论的比较 。

代言:古典文学之本质抒写

受农耕文化的浸润,中国人养成了由己及人的典型的思维方式;受"文以明道"观的主宰,中国文人皆自觉地以文章为传道之工具,因此,代言就成为古典文学最本质的抒写方式。从最早的甲骨卜辞和金文铭文中的代神谕或代王言,到后来书、记中的代他人言,再到后来古文中的代圣人立言,旁及词、曲、小说,整个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学科教学的“道言悖反”现象及其弱化路径——基于《老子》的道言矛盾

"道言悖反"是为学界广泛认可的《老子》中的理论矛盾。此矛盾的产生一方面为语言本身的局限性所致,另一方面则归因于老子所赋予的"道"不可尽知的特性。作为言与言说对象矛盾的体现,"道言悖反"的现象在学科教学中较为常见,并有多种表现形式。学科教学中的"道言悖反"现象,虽是不可避免的,但因其对于知识的传递与接受构成阻碍,故而需要找寻弱化"道言悖反"现象的途径。"不言""不言之教"作为弱化及规避"道言悖反"现象的方式及理念,有助于学科教学的顺利开展。

一元标准推理与《陶渊明新论》的另类勘察

冈村繁的《陶渊明新论》颠覆了传统的陶渊明形象。从一元标准出发考察陶渊明的众多行为,可以得出与冈村繁迥然不同的结论:陶渊明一生都坚持了"道德的生存方式"。由此可见,在评价诗人时游移于各种标准之间,不仅造成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亦无法真正把握诗人的精神实质。

浅析《老子》的道与言说之关系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道既用语言来显现,同时又被语言所遮蔽。老子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从道不可言,“强为之言”,发展到“正言若反”、“不言之教”,最终到解构已有的名言系统,走向了与言语相对的“静观”、“玄览”。

英语世界《道德经》译名变化探究

《道德经》是中华文化典籍代表之一,以其高度凝练的诗性语言与深邃的哲学思想吸引着无数西方学者不断对其做出新的阐释,成为被译介得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道德经》译本,受译者的主体性和多样性以及时代背景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译名和风格也各有不同,经历了一个历时的变化。文章从《道德经》文本在英语世界的三次翻译高潮出发,探究其译名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飘浮在世外桃源的理想——谈如何正确引导学生赏析陶渊明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归隐行为是中国文人洁身自好、守志不阿的象征,但包含了太多的无奈;清静闲适、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是凡夫俗子的真爱,其实质是诗人以美揭丑的艺术手法的表现。教师应用艺术的眼光和发展的观点来正确引导学生赏析陶诗。

以“读、说、想”之匙开启“写”之门——叶圣陶写作教学思想管窥

在叶圣陶的写作教学思想中,"写"不是孤立进行训练的,而是与"读、说、想"紧密相关的;"读、说、想"与"写"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叶老基于自身成功的写作及教学经验,从以"读"促"写"、以"说"促"写"、以"想"促"写"等方面阐述了写作能力的锻炼途径。叶老的这一思想有许多精彩的地方,但由于历史原因,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论老子对“道”的言说方式以及王弼对此的发展

黑格尔认为可以"肯定性的方式"或"否定性的方式"去表现崇高的对象。文章试图运用黑格尔的这种崇高表现理论来探讨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道"的言说方式,以及王弼对老子的"道"的言说方式的发展变化。王弼对老子的言说方式的发展是:通过他的"言义之辨",去"说"老子认为"不可说"之物。而这种说是一种"肯定性的方式"的说,也是一种诗意的说。从老子到王弼对"道"的言说方式的发展变化,从某个角度上,也说明了魏晋玄学为何没有走向宗教和哲学形而上学,而是走向"诗"和"诗化哲学"。

论《老子》个体生命的社会构建

老子从个体生命出发,构造了一个包括理想社会存在形态、运行过程和管理方式在内的社会系统学说,从而为实现其个体生命的理想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保障及发展的广阔空间。老子提出的以人格魅力为依托、以高尚道德为主导、以无为之治为原则、以不言之教为方法的社会管理方法,是以理想个体生命的追求为前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和无为之治、不言之教的社会管理方法,其自身结构和运行既能够保证理想个体的生存可能,又能够通过理想个体的价值实现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探索、传承与创新完善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使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新的境界和新的水平。

《天雨花》塑造的婢妾形象及作者矛盾的女性观

清代作家陶贞怀在其创作的《天雨花》中塑造了大量婢妾形象。对这些婢妾作者始终持有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方面对她们违背封建纲常的行为进行大肆批判,一方面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对她们所经历的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作者对待这些婢妾的矛盾态度,可以作出两种解读:一种是阶级立场使然,作者对下层女性的悲惨遭遇无法感同身受;另一种解读是通过对婢妾深重灾难的客观直白描写,以期引起社会对下层女性命运的关注。这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创作手法。

含泪的幽默——浅论陶渊明诗文中的幽默感

陶渊明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他的特立独行本身就是对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的嘲弄和挑战。他的作品坦诚而冷静地记录了他内心的波澜,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矛盾,表现出一种诙谐幽默、戏谑调侃的风格。陶渊明的幽默是柔和的,是含着泪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