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代青铜文明区域艺术交流看华夏“多元一体”文明的雏形

“中国图像传播史”的重点在于“传播”,对“图像传播”的研究能使图像史研究的缝隙形成链接,建立完整科学的中国图像研究史。“多元一体”是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本文对商代青铜文明的长江中游的新干大洋洲、古蜀文明、黄河流域殷商文明出土典型文物进行比较,寻找三者之间的造型观念、纹饰系统、工艺技术等领域的关联与互通。

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殷商青铜鼎文化气韵可视化及文创设计应用

目的 深入研究殷商青铜鼎文化,对其文化气韵进行可视化,并应用到殷商文创产品设计实践中,促进殷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法 首先基于中国的太极文化、气韵生动理论,从“虚”“实”两个方面对殷商青铜鼎文化气韵进行可视化,深挖殷商文化基因,构建文化基因库;其次,运用形态矩阵法,将殷商文化要素、文创产品功能与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类别相结合,提出文化基因与产品创新设计的融合方法,详细列举产品设计的诸多可能性,为文创产品设计带来丰富的创新方案。结果 构建了殷商青铜鼎文化气韵可视化模型,阐述了基于形态矩阵法的地域性文创产品设计方法,进行了殷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应用。结论 通过对殷商青铜鼎文化进行可视化解构,并将其转化成设计元素,进行地域性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促进殷商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色发展,最终通过案例设计验证方法模型的可行性。

文旅融合视域下殷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探索

商朝都城建筑遗迹、甲骨文以及青铜器等,既是实证三千年前商王朝信史地位的物证,又展现了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及其文化。殷商文化与旅游的结合,能够深入发掘殷商文化的内在基因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展示中华文明的永恒魅力、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坚定文化自信等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针对殷商文化研究深度不足、旅游业态单一、传播和推广力度不够等问题,提出不断深化殷商文化保护和研究,丰富殷商文化旅游业态,加大殷商文化品牌宣传力度等措施,以推动殷商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殷商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从“阴火理论”探讨肠上皮化生的证治策略

胃黏膜肠上皮化生是指胃黏膜上皮细胞被肠上皮细胞逐步代替的一种病理状态,属于胃癌前病变范畴。“阴火理论”是李东垣提出的核心学说之一,通过研究“阴火理论”,发现肠上皮化生的机制与阴火病机关系密切,认为该病总属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侯,脾胃气衰、阴火内生、燔灼胃脘是该病发生发展的核心病机,痰浊、瘀血为重要的致病因素。治疗上当结合临床症状,标本兼顾,以补脾益气、清泻阴火为基本治疗原则,佐以活血祛瘀、理气化痰之法,且顾护脾胃气机的升降协调,为中医治疗肠上皮化生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殷商文化元素在视觉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殷商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也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文化起源。视觉元素可以提取调动二维设计元素,通过视觉直接快速地传达信息。本文对殷商文化的视觉元素进行分析概括,用创意设计的手法将其作为文化符号应用到视觉设计中去,以此来促进殷商文化的传播和应用。

经方辨治厥阴病治疗1型糖尿病胃轻瘫

糖尿病胃轻瘫(DGP)常发生于排除机械性肠梗阻的情况下,以胃排空延迟和消化道症状为特征的1型及2型糖尿病患者,为糖尿病常见的一种慢性并发症。目前发病机制不明确,有研究指出DGP在慢性高血糖的基础上与胃肠道激素分泌异常和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有一定相关性,并且不会随着血糖控制的改善而缓解。近年来,DGP西医治疗以调控血糖、营养神经、促胃动力为主,但其病情迁延反复,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了显著影响。中医方面,常将其归属于消渴继发的“痞满”“呕吐”“泄泻”等范畴。目前相关研究指出,DGP为本虚标实之证,脾胃功能失常、中焦气机逆乱为基本病机,夹有痰、瘀等病理产物。根据临床症状,辨证可分为气虚食滞、痰湿中阻、胃阴亏虚、中焦虚寒、瘀血内阻这5型,治疗还需标本兼顾,补虚泻实,以健脾疏肝为主,辅以化痰消瘀之法。在临床期间,基于《伤寒论》对患者进行辨证论治,采取经方治疗本病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本文从病因病机、临床特点及用药特点,探究经方治疗糖尿病胃轻瘫的用药特色和规律。

《周易》对阴阳观念的三重表述

在理清阴阳观念的基本内涵之后可以发现,成书于商末周初的《周易》对阴阳观念进行了非常集中的表述,进而证明《周易》与阴阳观念实际上是融合一体而不可分离的。首先,《周易》文本中的卦象与卦象变化是对阴阳观念的符号表述;其次,传世的《周易》大衍之法以及商周时期的数字卦是对阴阳观念的筮法表述;最后,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周易》系统解说是对阴阳观念的文字表述。所以阴阳是《周易》的中心思想,也是商末周初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夏、商、西周时期的忠观念——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二

经过炎黄到尧舜禹时期的嬗变,源于尚中习俗的忠意识得到不断发展,并在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际发展成为忠观念。夏、商、西周时期是忠观念的发展演进期。受三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忠观念在夏、商、西周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和特质。夏代文化的特点是“尊命”,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朴忠的特质;商代文化的特点是“尊神”,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敬忠的特质;西周文化的特点是“尊礼”,忠观念也成为支撑礼乐制度的重要价值观念而日益走向成熟,不断向践行主体明晰、责任义务明确的道德规范演进,并最终在东周时期发展成忠德这一德目。

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矿料来源与古蜀三星堆在矿业贸易中的地位

含高放射性成因铅是商代青铜器的重要特征,但对其矿料来源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等收集了河南郑州商城、山西垣曲商城、湖北盘龙城、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地区)、江西新干大洋洲、河南安阳殷墟和陕北(地区)覆盖整个商代的8个遗址/地区700件出土青铜器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并与全国606个Pb—Zn、Cu、Sn多金属矿床4025件矿石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探讨商代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和古蜀国在矿业贸易中的地位。研究表明:①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陕西汉中、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安阳殷墟和陕北6个遗址/地区的青铜器很可能采用了含异常铅和正常铅的两类铅料;而四川三星堆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则主要采用了含异常铅的铅料。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和陕北3个遗址/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很可能采用了含异常铅和正常铅的两类铜料;而河南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安阳殷墟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采用的铜料很可能以含正常铅为主,但不排除采用含异常铅铜料的可能性。②对比全国Cu、Pb—Zn、Sn及多金属矿床铅同位素资料,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最有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MVT型Pb—Zn矿床;而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铜料,则最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IOCG型Cu矿和山西中条山铜矿峪Cu矿床。(3)综合三星堆遗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兴衰时间及其与其他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的路径,推测古蜀三星堆很可能是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铅料及部分铜料贸易的大型中转地,商代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的兴盛与衰落则很可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开启与消亡有关。

“小李杜”诗文中晚唐长安的历史记忆

长安作为唐王朝的都城,衍生出多重社会网络,成为唐代诗人的“记忆之场”。作为“记忆之场”的长安在“小李杜”诗文中呈现出杜牧樊川别业和李商隐樊南新居带来的物质性,宫廷政变、牛李党争、藩镇割据、河湟争夺带来的功能性,围绕李贺、元白诗学认知带来的象征性等特点。三者互为条件,成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感受长安并以长安为内核突破各种边界持续交往、彼此认同的基础和动力。

殷商之“皇”

我国史前时期所崇拜的“祖神”形象,为头戴羽冠、半人半兽或半人半鸟之状。人们将其雕刻于各种玉制礼器上,赋予这些礼器以神圣地位;或直接用玉石雕刻成神像,置于冠顶,以此显示拥有者的权威性。这便是最初的“皇”之形象和观念。殷商时期继承了此前的传统观念,崇尚以羽翎为饰的羽冠,并将之用作祖先神之冠冕。戴有羽冠的玉雕神像,常常作为贵族们的冠徽或佩饰;当时贵妇间还流行模仿羽冠的笄冠。商代甲骨文、金文“皇”字,乃羽冠之象形,本义指用羽翎装饰的冠冕,引申为威仪壮美。卜辞中常用作人名或方国名,也借为“彷徨”之徨。铜器铭文见有用其本义者。商代有凤字,但尚无“凤凰”观念,凤、凰分属不同事物用字。但皇与凤密切关联,并对后世中国文化影响匪浅。

商代乐器补说

商代社会音乐歌舞甚盛,乐器品类众多,就甲骨金文及石器刻铭中所见,有20多种乐器名。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商代乐器,已知的有铜鼓、木鼓、石磬、玉磬、编铙、钟、镛、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器、摇乐器或吹奏乐器,弹拨类弦乐器殆地下难存,考古发掘尚未见。《礼记·郊特牲》所谓“殷人尚声”,信而有征。

三星堆青铜文明特色与影响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了殷商时期古蜀青铜文明的辉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造像,具有鲜明的古蜀地域文化特色,说明古蜀王国在社会结构、礼仪制度、崇尚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与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不同,在满天星斗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古蜀与中原有着长期的交往,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中吸纳融汇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三星堆青铜文明对西南夷与滇文化,都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创调与流变:浙派古琴曲《禹会涂山》本事考辨

《禹会涂山》是浙派琴人毛逊(敏仲)所作,始见于《神奇秘谱》,在现存明清39种琴谱中都有刊载,是浙派琴曲的代表作品。琴曲以口传历史事件“禹会涂山”为创调本事,通过禹大会诸侯、各国朝贡之盛况来颂咏宋德。在流传过程中,毛逊改曲名为《上国观光》,打算献曲于元世祖以求取功名,未果而卒。明代琴史资料皆普遍淡化甚至隐瞒了这一事实,体现了“为贤者讳”的意图。

越南古医籍《海上医宗心领》气血理论探析

《海上医宗心领》是越南后黎朝时期名医黎有卓编撰的一部汉文为主的医学全书。原书纂辑中国历代医学文献精华并注解辨析,同时记载黎有卓临证实践经验。通过对照中国医籍,梳理全书有关气血理论的核心观点,探究渊源和挖掘特色,认为黎有卓博采《黄帝内经》及元明医家的气血学说,深入阐述后天气血与阴阳、水火、脾胃的关系,提出补后天气血为治病求本之法。黎有卓临证首重扶正,善用四君子汤、四物汤等补气血名方,结合具体病证创制后天六味方、后天八味方等补气血新方。全书蕴含的气血理论认识与实践,是中医学体系在域外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环境下继承和运用的真实反映,具有本土化特色。

银额盆地吉格达凹陷原油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意义

银额盆地石炭系—二叠系油源存在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区的油气勘探进程。通过对居延海坳陷吉格达凹陷蒙额参3井原油物理性质、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以期明确原油的成因及来源,为油气勘探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蒙额参3井华力西期侵入岩和二叠系白云质砂岩中的原油物理性质基本一致,为低密度低硫中质正常原油,原油族组成具有高饱和烃、低非烃和沥青质以及高饱芳比的特征,且下部原油饱芳比远高于上部原油。吉格达凹陷华力西期侵入岩与二叠系砂岩原油饱和烃气相色谱特征、C同位素及生物标志化合物特征共性与差异同在,指示生烃母质均来源于盐度较高的海相还原环境,以浮游植物为主;二叠系原油陆生高等植物的贡献较大。油源对比表明,蒙额参3井华力西期侵入岩和二叠系砂岩原油均与白垩系巴音戈壁组烃源岩生物标志化合物特征差异明显,与石炭系—二叠系烃源岩具有良好的亲缘关系。其中,二叠系原油与二叠系烃源岩具有较好亲缘关系,华力西期侵入岩原油与干泉组上段烃源岩关系更密切。石炭系—二叠系油源的发现拓展了银额盆地油气勘探新层系,对北方古生界油气勘探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表阴证的辨治探析

表阴证是病位在表、病性属阴的一类证候,在当前临床上并不少见,然而容易被医家忽视或误诊为表阳证或表阳里阴合病,其根本原因在于表阴证的诊断标准不明。中医讲“表”是指体表,即皮肤、肌肉、筋骨等所组成的机体外在躯壳。病位与病性密不可分,病位分为表、里、半表半里三个病位,每个病位均有或阴或阳的两种病性反应。在“表”的病位上出现阳性病证,称为表阳证;呈现阴性病证,称为表阴证。表阴证因其特殊性,往往易被忽视或误诊误治,导致疗效不佳或引发疾病传变。少阴病提纲仅仅反映少阴病属于阴证,不足以诊断表阴证。表阴证的诊断标准是机体存在表证,同时具有脉象沉取细弱无力等沉衰性的阴性症状反应。表阴证由表证与阴证有机组成,对表阴证的诊断可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是识别有无表证,二是辨认阴阳病性。既有表证,又是阴证,那么可诊断为表阴证。辨识表证须紧密联系太阳病。太阳病是病位在表的阳性病证,表阴证是病位在表的阴性病证,二者的病性虽相反,但病位是相同的,体表上的症状反应几乎是一致的。张机(字仲景)对表阴证的治法是温阳解表,对表阴证兼痰饮水湿或里热,经常需要一并治疗。文章认为,当今的表阴证多发于阴证之体,为了将病证与体质一并调治,提出将单纯表阴证视为表阴里阴同病来论治的学术观点。

李学军基于“调平归源”思想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经验

介绍李学军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CAG)的经验。其认为,脾胃虚弱是引起CAG的基本病机,提出“调平归源”的治疗思想,通过调和人体“气血、升降、脏腑、虚实、寒热、阴阳”的偏颇,培补虚损,以达到“阴平阳秘”、化生有源的健康状态,并创制验方“脾胃培源方”,临床疗效显著。并附典型病案1则以验证。

从哮有“夙根”谈哮病从膜原论治

本文通过对哮病“夙根”理论及哮病从膜原论治的源流和病机特点进行具体阐释,从理论层面探讨哮病从膜原论治的机理,从而辨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探讨哮病从膜原论治提供新的视角。同时,对哮病从膜原论治的法则进行解析,提出了以达原饮为基础的治疗方剂和以“疏达通利、开达膜原”为主的总治法并附验案,从而丰富了哮病的临证辨治思路,这对临床诊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