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春秋时期与忠的道德内涵的定型——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三

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和夏、商、西周的发展,忠由一种道德意识发展为一种道德观念,并在春秋时期完成了道德化的进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践行主客体及对象明晰的道德规范,实现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的定型。春秋时期,忠德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为上者对社稷和人民的利国利民之忠,也包括涵盖公平正义内涵的公忠精神,更包括与人忠、为人谋忠的尽心竭力之忠。春秋时期的忠德内涵型范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以后无论忠德如何变迁,其基本内涵没有突破春秋时期确定的忠德内涵的范畴。

商周春秋语言演变探略

语言演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时“礼坏乐崩”,官府之学走向民间导致了春秋雅言取代商周古文的汉语语体第一次变革。《今文尚书》中不少词语是商周古文,春秋后罕用,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语言面貌,具有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从中或多或少可见商周与春秋后汉语的演变。

春秋“九州”观演变与中国早期国土称谓

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相互证明,中国夏代前后曾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洪水灾害,故“禹画九州”并非虚构而成。“禹画九州”相关传说在商周时期便已盛行。春秋以降,“禹画九州”传说经过传播与改造后演变为夏人祖先大禹治水后分布的国土。春秋时期“九州”观演变为三种含义:一是夏代的国土称谓,也称“禹迹”“九有”“九围”“九域”“九牧”“九鼎”等;二是地名,即炎黄部落后裔共同生活区域,具体在今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三是州邑名称,其地望在今河南南阳地区附近。“九州”作为中国古代早期国土称谓,对中国古代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章太炎论董仲舒

章太炎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董仲舒的文章,但是在一些著作中对董仲舒进行了评判。章太炎在政治方面批判董仲舒为专制大一统帝国提供思想武器和主张“独尊儒术”等,其批判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学术层面对董仲舒的评判有褒有贬,对“春秋决狱”的批判则有些偏颇;在论述董仲舒与儒教乃至宗教的关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哲学和宗教关系的近代哲学原理,并有所发展和突破,值得高度评价。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褚家村南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

201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临淄文物部门对褚家村南墓地进行发掘,发现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向多为北向或东向,墓主以仰身直肢为主,葬具多为一棺,并常见腰坑、二层台,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少量青铜器。本文选取其中11座典型墓葬进行介绍,根据其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器型变化以及与邻近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的比较,推定年代约为春秋时期。褚家村南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春秋时期齐国的物质文化遗存、丧葬制度以及鲁北地区周代墓葬的分期增添了重要资料。

敖汉旗水泉晚期青铜时代墓地发掘简报

水泉墓地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水泉自然村西。199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系1993级文博大专班以田野考古实习为目的全员参与。此次发掘共清理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10座,出土陶、铜、石、骨、铁等各类遗物百余件,年代处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依照叠唇单双耳罐的形态及以葬俗等因素来看,水泉北区墓葬更像是来自北方长城沿线的人群与凌河流域人群融合后留下的遗存,水泉南区墓葬也体现出与凌河文化较为密切的联系。

敦煌藏文文献P.T1291《春秋后语》藏译对比研究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P.T1291是为数不多的汉译藏文文献,学术界对原文没有统一的认定,对比分析《春秋后语》《战国策》及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1291,可以确系该文本为《春秋后语》之译本。在P.T1291中,译者灵活运用多种译法,侧重于归化的翻译策略,对原文理解准确,表达清晰流畅,展现了吐蕃时期较为成熟的汉藏翻译水平。同时,《春秋后语》的藏译是古代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对汉藏民族进一步交流交往交融,加强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晋公盘的铸造工艺分析

晋公盘是一件失去考古背景的春秋中期的晋国珍奇青铜器,具有双附耳,三人形足,内底有五类共十九只可旋转的圆雕动物附件,其中鸟喙能启闭,鳖头上半部能伸缩。本研究采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X-ray CT)分析盘的内部结构,揭示出圆雕动物内的立柱结构分两种,动物体内均设有对应的卯与之配合,构成间隙连接;据CT图像,可以判断人形足与盘体铸焊,附耳铸接,而立柱铸焊连接。这一研究揭示了高级贵族对以特殊工艺铸造玩好器具的偏爱,并在结构和形式及工艺技术上均有所创新。将晋公盘与子仲姜盘的铸造工艺进行比较,不仅反映出二者在设计、制作中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春秋中期铸造技术发生的重要变革。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发展。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谶纬与《吴越春秋》“小说化”叙事特征

《吴越春秋》传奇色彩浓郁,具有“小说化”叙事特征。这与谶纬在东汉的兴盛以及赵晔今文经学者的身份有密切关系。在谶纬影响下,《吴越春秋》出现了诸如感生、受命、祥瑞灾异等内容,这些内容继承谶纬之说并加以演绎虚构,神奇浪漫,颇具文学色彩。《吴越春秋》受谶纬影响还表现在:虚构能力的提高,对奇幻之美的追求,对事物的细致描摹。这都使《吴越春秋》充满文学魅力。在谶纬的视野下,对《吴越春秋》“小说化”叙事特征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吴越春秋》自身文学价值,有助于梳理东汉时期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分流”过程,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谶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出土春秋文献材料中多字对应一音义现象的初步考察(之三)

在目前所见出土春秋文献材料中,通过字际和字词关系的考察,梳理出多字对应一音义现象的形容词{龢}{锽}{鎗}{永}{纯}{敏}等11个、数词{万}{三}2个、代词{吾}{台}{其}3个、介词{以}{在}{于}3个、连词{且}{用}2个、语气词{唯}{其}2个。这些词的不同用字中,往往存在频次、时代和地域的差异。

陕西宝鸡陈仓区西高泉春秋早期墓葬发掘简报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宝鸡西高泉村发掘春秋早期墓葬18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小墓。墓向以东西向居多,墓主以屈肢葬为主,多有葬具一椁一棺,并多见头箱,未见腰坑、殉人。出土铜器、陶器和玉器等文物,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仿陶礼器、日常陶器两类。通过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可看出这批墓葬为典型的秦人墓葬,为了解秦人进入关中之初的文化特征,研究秦文化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局部秋浇条件下冻融期“秋浇-春灌”农田土壤水盐归趋研究

【目的】探究河套灌区局部秋浇条件下秋浇和非秋浇(翌年春灌)农田冻融期土壤水盐迁移规律。【方法】基于野外采样观测与室内试验分析,研究了秋浇与非秋浇(翌年春灌)条件下农田冻融期土壤温度变化特征、土壤剖面水分和盐分的变化特征。【结果】在局部秋浇后1周内,秋浇农田表层至深层温度降幅逐渐变大,而春灌农田表层至深层温度降幅逐渐变小。在冻结过程中,秋浇农田0~60 cm土层温度降至0℃相比春灌农田早30 d,在消融过程中,秋浇农田0~60 cm土层温度升至0℃相比春灌农田晚10 d。秋浇后和冻结期是秋浇农田脱盐的关键时期,0~100 cm土层脱盐47.38%;而春灌农田在冻结、消融阶段分别积盐35.68%、16.87%。在整个冻融期内,秋浇和春灌农田各土层的盐分净通量均为负值,但秋浇农田盐分净通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而春灌农田盐分净通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结论】秋浇和春灌农田之间存在水位差,为水盐迁移提供了驱动力;冻结过程中各土层温度降至0℃以下和消融过程中各土层温度升至0℃以上存在时间差,导致春灌农田在翌年春灌前呈积盐状态。

徐阳墓地出土青铜器焊料的检测分析

利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对洛阳徐阳村墓地西区出土的一件铜盘连接处的焊料进行检测分析,并且与目前已经公布的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的焊料成分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出土的焊料有铅焊料、锡焊料以及铅锡合金焊料,而铅锡合金焊料以高铅低锡型合金较为常见。与春秋时期的铅锡合金焊料相比较,战国时期的铅锡焊料中同样以高铅低锡型合金较为常见。研究表明,徐阳墓地出土的铜盘连接处焊料为纯铅焊料,与春秋时期铅焊料、锡焊料及铅锡合金焊料的特征相吻合,因此认为徐阳墓地出土焊料为春秋时期的焊料。

四川成都双元村春秋墓M180、M185发掘简报

2016年3月~2018年7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白江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在成都市北部的青白江区大弯镇共抢救性清理274座东周墓葬。其中M180、M185两座墓葬为船棺墓,共出土陶罐、尖底盏、器盖等各类陶器24件,铜敦、剑、戈、矛、钺、斤、凿等铜器33件。两墓年代为春秋晚期,丰富的随葬品为释读巴蜀图符的性质及探讨东周时期古蜀社会、文化变革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先王遗说与春秋邦交政治

春秋时期,包括先王之制、先王之命、先王之训等在内的先王遗说在诸侯邦交领域的作用主要是调节诸侯之间关系,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维持着诸侯之间的平衡,维护着周王室的利益。只是先王所确立的种种原则逐渐不再是春秋时期各邦国所严格遵循的规范,人们对于先王遗说并非照行不移,而是通过对先王遗说的内容进行新的解释、直接从根本上否定言辞的作用、不回应先王遗说的内容这三种方式,来降低或减少先王遗说的政治影响力,从而降低先王遗说对邦交活动的影响力。先王遗说逐渐不再是一种信仰,而是沦为各诸侯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但总体而言,先王遗说作为邦交政治活动合法性的来源,并未被直接抛弃。

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