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及其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破坏性创新”,在推动技术变革的同时,也因其独特的技术逻辑带来了诸多治理风险。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巨量化数据的训练模式存在数据侵权风险,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模式则可能加剧虚假信息的生成和传播,其技术壁垒又会强化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地位,进而带来一系列风险。而我国现行法律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制虽然形成了初步框架,但仍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存在困境,以欧盟和美国的监管措施为镜鉴,我国应当秉持包容审慎的理念,协同多元主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共商共管,通过“共建”“共治”实现成果“共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章体系的法治路径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章体系,不仅是党和政府提出的将前者融入社会治理规范的具体落实,也是提升行业规章体系的法治化水平的助益手段。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行业规章体系的法治路径,就是前者融入后者的制度建设、执行机制与遵守机制并提升优化的进程。从实践来看,当前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章体系的制度建设上存在显现度不足与价值宣示色彩过浓的问题,而在行业规章的执行机制与遵守机制方面融入性较低。对此,在制定环节,要规划好融入进程与融入步骤,选择融入的立法表达技术,发挥核心价值观在目的条款中的引领作用以及在行为规范中的指导功能,并注意制度协调问题。在执行环节,需要从主体道德培育、行业价值共识生成、多元督导机制建构等具体维度入手,由党组织、政府主管部门、行业自律组织以及组织成员、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共同推动,通过价值内核与规则执行的深度融合,建构以核心价值观为底色的行业规章执行机制。在遵守环节,核心价值观应通过“直接+间接”方式融入行业规章的遵守模式,选择融入遵守机制的原则性条款,保障核心价值观在行业规章遵守机制中落地生根。

“金融监督管理法”核心内容的基本构想

按照我国本轮修改金融法的最初设想:将《证券法》完善成为“资本市场法”,《商业银行法》修改为“银行业法”,形成货币市场法,以此构建我国金融法的核心业务体系。与之相对应,将原金融监管机关进行合并,以解决监管全面覆盖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问题。由于前期条件不够成熟,相关法律修改仍然保留了原有名称,只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完善。为此,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全部金融监督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中国证监会在金融监管上应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保持协调或者合并。因此,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成为“金融监督管理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作为一次系统性的全面修改,应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相关范畴界定、目标原则、机关设置、监管职责、实施措施、监管协作、法律协调等进行统一完善。

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基于风险体系化的视角

互联网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促进了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创新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当前学术界主要从非法学角度对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并没有从法学角度对其进行广覆盖、深视角的划分。依据法学视野下的“主客体关系”分析方法,可以将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体系划分为主体风险与客体(行为)风险,前者包括经营者适格性风险与消费者适格性风险,后者包括经营者不正当竞争风险与消费者信用违约风险。通过充分借鉴域外不同法系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经验,从法律规制体系与法律规制路径层面,全面构建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

制度环境情境下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探寻规制俘获引致环境低效率的动因是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必要前提,多样化情境下提升环境效率的实践活动离不开其所依赖的制度环境。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制度环境情境下规制俘获影响区域环境效率的机理,利用中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以SBM模型综合测算的环境效率为基础,就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及制度环境(包括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调节二者关系的异质效应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规制俘获显著抑制了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制度环境正向调节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即制度环境矫正了规制俘获和环境效率的负向关系。法制水平在政府质量较低和法制环境优渥地区的调节效应凸显,地方政府在政府质量较高和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更能发挥矫正作用。制度环境跨越某个临界值才会削弱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效应。因此,重视规制俘获对规制约束过程的扭曲效应,应充分发挥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在形塑规制秩序与提升环境效率中的调节作用,实现优化制度环境和促进区域绿色经济的双赢发展。

类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法律风险与规制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准备-运算-生成”的运行模式为人们提供了创造性和高效的内容生成工具,深刻改变了创作、沟通和信息传播方式。但其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风险,如在准备阶段出现了数据安全和算法偏见风险等问题,在运算阶段存在隐私泄露和网络侵权、欺诈风险等问题,在生成阶段引发了版权及版权归属不明和商业秘密泄露及其导致的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对于以上法律风险问题,需要以安全负责和科技向善为着眼点,选择相对应的法律规制路径,这有助于平衡技术创新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保障公众权益。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型法律规制体系建构

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经济业态,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的同时,必然对传统经济背景下已有立法形成冲击和影响,迫切需要基于数字技术特点规律和数字经济发展逻辑,加快构建新型法律规制体系,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要进一步洞察分析立法面临的挑战,探讨立法理论基础,促进理论创新;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逻辑,围绕数据要素、网络平台和技术工具三个关键环节,科学设计法律规制体系的内容架构;要坚持在多边主义原则下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用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

论耕地保护中的土地经营主体

耕地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保护主体应涵盖政府、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经营主体等面向。土地经营主体作为耕地最为直接的使用人,享有耕地收益权利,决定了其作为直接的耕地保护义务承担者,并为耕地破坏行为承担不利后果。然而,现有法律就土地经营权属性和土地经营合同内容的规定含糊,难以稳定土地经营主体保护耕地的主观意志,且在土地经营主体耕地保护的权义规则失衡的背景下,难以为耕地保护提供规则指引。为此,通过赋权还权,激发土地经营主体参与耕地保护的动力,特别是经营主体为土地所有权人的情形;立法明确规定流转合同的一般性条款和形式等内容,为耕地投入提供稳定的意志基础;以个人行为约束和市场行为约束,以及单方约束和共同约束构造土地经营主体的耕地保护义务。

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治理:理念重塑与监管创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加强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治理,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价值,是完善我国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和促进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以“实然困境、应然定位、治理策略”为思路,对相关风险进行类型化总结并追本溯源。在明确大数据时代老年人数据安全的法理基础与技术困境、人口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数据权益的代际正义困境、多元化数据主体的数据安全博弈以及协作治理困境后,重塑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治理理念,确立其应然定位。基于此,通过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区块链赋能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监管和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治理法律责任制度,探索监管创新之路。

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与法律规制

当下我国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数字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改变了传统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场所、技术手段以及相关制度运行,数字货币也应运而生。法定数字货币作为央行发行的具有国家认可效力的数字货币,在我国经济市场上发挥着效率价值、利益实现价值、安全价值、灵活调整价值等重要功能。但由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制度尚未完善,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在制度层面,法定数字货币存在传统监管模式承载力不足、法律规范体系尚未完善等困境;由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数字信息化特征,存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面临相应风险、围绕数字化技术产生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缺乏有效规制等问题;在外部层面,法定数字货币的境外流通具有来自国际上的多重阻力。这些困境的化解与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法治化手段完善并建设相应制度。

《地方组织法》调整对象的重塑与结构优化

为适应改革开放初期民主法制建设需要,1979年《地方组织法》在确定调整对象时采取了“扩张性”策略,“有法可依”成为当时立法的首要价值需求。国家机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建立和完善后,《地方组织法》立法功能与其他法律开始出现重合,对法律的稳定性和国家法制统一造成挑战,“扩张性”的调整对象面临重新检视和策略调整。《地方组织法》调整对象的重塑,应在厘定相关法律调整对象基础上,排除替代性立法功能,以实现国家机构法律规范体系的时代自新和协调统一。

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公司资本是公司得以正常运营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股东出资是公司资本的唯一来源,因此作为公司受托人的董事应对股东出资负有监督义务。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实践中仍然存在董事履行催缴义务的责任类型不明、判断标准缺失、责任承担方式不明等诸多监管瑕疵,应进一步明确董事应对公司承担的责任类型、确定董事违反催缴出资义务的相应责任并应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期为完善该制度提供参考。

劳动法制定中的体系化与法典化

劳动法制定中的体系化与法典化是两个互相有联系的不同命题。法典化取决于法与法律有机体的关系,具有对外封闭与对内自洽的属性,通过对法国与俄罗斯两部劳动法典的历史溯源,可以看到劳动法并不必然与法典化相联系。体系化取决于法与社会有机体的关系,主要反映社会化的要求,具有对外开放与对内多元的特点。社会有机体是按问题与对策的逻辑生成的,契约社会、团体社会、福利社会的分层关系是关注重点,应然的社会政策法涉及三种权力与三种权利的关系。劳动法能否转化为劳动法典,取决于法律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的相互关系,两个有机体的重合部分也成为法典化与体系化聚焦点。社会化与法典化的良性关系是劳动法典产生的前提,目前我国尚未达到这一条件。劳动法典编纂要向后代负责,要防止将阻力当作助力、限制条件当作促进条件来理解的现象。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的法律挑战与规制进路

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正蓬勃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然成为争取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增长、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战略资源,深刻改变着市场竞争格局、产业发展形态和商业治理模式。然而,在实践中少数平台企业利用数据要素的非实体性与非竞争性、网络效应与用户锁定效应及其“守门人”市场优势地位,通过强大的数据掌控力与算法优势垄断海量的用户数据资源,严重侵犯平台用户的合法权益,破坏数据要素市场的竞争秩序,阻碍数据要素公共价值的实现。因此,亟须加强对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的监管,通过改进算法共谋新型垄断协议的认定与规制方式、持续优化与调整数据市场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创新滥用数据市场支配地位的审查与监管路径等措施予以规制,以建立一个安全自由的数字空间和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标准化赋能法治营商环境优化新路径探索——基于台州市社会管理标准化实践的思考

在法治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标准可以发挥强大的规制工具作用,本文从标准化的视角,探索法治营商环境优化创新路径,思考加强社会管理体系和法治体系的标准化建设方法,探索建立标准化管理和评价体系,以期完善行政、司法服务标准化过程,提高行政效率,规范法律程序,节约社会资源,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营商环境法律保护和法律约束标准化机制,夯实法治营商环境基础,推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高质量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市场秩序,为各类经济组织提供全生命周期标准化法治保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创新发展,实现法治营商环境全面优化和升级,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数字金融监管的法律逻辑与创新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我国数字金融强国,离不开数字金融监管。如何对创新特性数字金融进行有效监管,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也是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的重大挑战。本文基于数字金融监管的本土实践,借鉴域外有益的监管经验,在厘清数字金融监管法律逻辑的基础上,围绕构建全新的数字监管框架,针对我国数字金融监管存在的困境,提出构建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制度、革新传统的监管方式、搭建数字监管平台、完善细化“监管沙盒”制度与消费者保护法规等数字金融监管创新路径,促进数字金融创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新《公司法》下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的优化

随着新《公司法》的修订与完善,特别是第19、20条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进一步细化,构建一个科学、系统、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现有的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多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构建,往往忽视了治理层面的实际运作与效果评估。因此,构建一个既包含制度约束又融合治理实践的规制框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比较法视角和软硬法结合视角开展深入分析,揭示了当前规制框架国际化融合不足、本土创新缺乏、内部治理架构弱化等方面的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公司社会责任规制框架的优化策略,以期进一步推动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新质生产力发展下的公募REITs法律制度完善路径研究

公募REITs作为创新型金融工具,通过盘活存量资产、促进资本高效流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基础设施保障。我国公募REITs发展面临法律定位不明确、双重征税、信托财产保护不足等制度障碍。“公募基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模式是一种可行且灵活的选择,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实现REITs的基本功能。为推动REITs健康发展,应明确将其定性为复合型证券,采取“导管型”税收制度消除双重征税,完善信托法律体系加强财产独立性保护,构建多层次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我国有望建立规范、高效、富有活力的REITs市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电商物流发展法律困境与发展路径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跨境电商物流行业迅速发展,为全球贸易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然而,随之而来的法律困境和挑战也日益显现。文章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数字经济时代下跨境电商物流所面临的法律问题,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侵权、数据信息安全、海关申报合规等关键问题。针对这些困境,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和规范措施,以期为跨境电商物流领域的法律规范和政策制订提供参考,进而促进跨境电商物流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

以新型安全生产治理体系推动煤炭行业安全高质量发展——兼评《煤矿安全生产条例》

在概括我国煤炭行业近年来安全生产取得成就、面临挑战及事故诱因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及监管体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并对刚刚施行的《煤矿安全生产条例》进行解读,发现其具有弥补煤炭领域核心法规缺失、完善安全治理法律及监管监察体系、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对政府及企业违法惩处力度、构建企业双重预防机制及政府督办制度等方面亮点。最后提出了煤炭行业应建设多元共治的“一体两翼”新型安全生产治理体系的建议,从而更好保障职工安全及健康,推动煤炭行业安全高质量发展,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