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传释词》“为”字条辨析

《经传释词》在虚词研究上的贡献和不足,前人多有论述,但对其中的义项和例句,则缺乏全面详细的辨析。本文选取其中义项较多的“为”字条,对其义项和例句逐一进行检视,观察其例句的分析是否正确,义项的设立是否合理。文章认为“犹用也”“犹使也”“犹则也”“犹与也”“犹有也”五个义项是不能成立的;“犹于也”“犹谓也”“语助也”虽可成立,其中部分例句分析有误。文章还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犹将也”“犹如也”“语助也”三个义项的来源。

《三国志·华佗传》“以医见业”献疑

《三国志·华佗传》有“以医见业”句,郭锡良《古代汉语》和方一新《中古汉语读本》都解释为套用处置式的被动句,“被人看作以医术为职业”,许敬生《医古文》解释为“以医建立功业”。通过古籍搜索,发现除《三国志》和《后汉书》两书中的《华佗传》外,没有“见业”或“以医见业”的组合。尝试着进行匹配模式“以……自业”“以……为业”的对比分析,认为“以医见业”属于“自业”“为业”的句式和语义范畴。“见”为“自”字之误,该句当作“以医自业”,解作“把行医作为自己的职业”。

现代汉语“以A为B”凝固结构语义的认知分析

"以A为B"结构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已成为一种凝固性的结构。这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高的原因可以从认知角度来认识,是人的思维因素促成了这种"以"和"为"的搭配形式,产生了"以"和"为"配合的框架印象,并产生了一种整体的句法结构意义:在以A形成的集体中,由于某种需要选择了A作为B。这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与认知上的"相邻原则"等有关系。

副词后缀“为”例释

在汉语史上,“为”常常附着在一些单音副词后面,使其变成一个双音节的词语,但基本上不改变这个单音副词的意义和功能。这类“为”是后缀,可能由动词“为”演变而来。

称名关系结构“(被S)称(之)为N1的N2”

"(被S)称(之)为N1的N2"结构通过N1对中心语N2进行二次称谓,"(被)称为N1"降级为内嵌型关系小句对N2进行关系化操作,其中N1多为由专有名词表征的引述语。N1和N2的语义所指关系主要包括相同、属种和相似三类,且N1和N2的位置不能互换。称名关系结构的存在是语言自反性和元话语功能的体现,它通过明确指称、精准传信实现人际互动功能;通过小句降级和背景化实现句际整合和语篇连贯。由于上述特点和作用,称名关系结构与应用文体、议论文体具有较高的适切度。言说动词"称为"构成的小句与认知动词"视为"、动作动词"作为"相比,其系联的名词更容易实现关系化操作。

姚秦译经中疑问句尾的“为”

本文以姚秦译经为基本材料,讨论疑问句尾“为”的使用情况。疑问句尾“为”主要有两类:与疑问词“何”搭配,形成“何用……为”格式;不与“何”搭配,形成“用……为”格式。文章进一步讨论了疑问句尾“为”的语法化途征,以及“为”语法化的机制。

《说文解字》“爲”训“母猴”辩

"爲"之字形,确不像"母猴",而像"手牵象形"。古籍中确有用"爲"表示猴的用法,但应视为假借,其本字当是"蜼"。《说文解字》以"母猴"训"爲",实反映了古籍中"爲"字的假借用法。

“R为A所V”的形成和发展

"R为A所V"句式,并非由"为"字被动式演变而来,而是在"A所V(之)R"中,通过对"R"进行"左位移"之后,因"R"与"所V"具有同指关系,便在其间添加系词"为"形成的。"R为A所V"经过人们重新分析,并受到"为"字被动式的类化,才得以变成表被动的句式。其中的"为"、"所",也随之向着表被动的"标记"功能转变。

新见■簋再议

《文物》2009年第2期刊载了张光裕《[旡可]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一文，作者对“[旡可]簋”铭文做了精彩的考释，并指出了这一器物的重要价值，读后颇受启迪。然笔者以为，“[旡可]簋”铭文的考察尚有略可补充之处。

现代书面汉语中的“以A为B”式意动结构

"以A为B"结构是现代汉语中一种很常用的句法结构形式,以往语法学界对此结构关注不多。本文基于较大规模语料库的定量分析,对该结构所表达的语法意义进行概括,并描述和讨论该结构的句法功能和表达功能,认为该结构是从文言语法中沿用于现代书面汉语语法中的一种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句法结构形式。

论中古选择关联词“为”、“为是”、“是”及其来源

“为”、“为是”、“是”为中古时期新生的选择问句关联词,它们的产生与运用显示了汉语选择问句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本文描写、分析这几个关联词在中古汉语的使用情况,并探讨了它们的历史来源,勾画出它们的发展脉络。

论“程度副语素+为/是”的语法化

本文基于历时、共时语料,对“程度副语素+为/是”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首先分析了“为”与“是”的历时演变过程及其与程度副语素的组合过程,并且比较了两者的差异以及造成差异的原因。接着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对组合中的程度副语素进行了可进入性分析,并且找到了程度副语素和“为”、“是”组合的条件。

“为之名”双宾结构在先秦典籍中的发展

为动类双宾句是"为之名"结构最常见句式,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到战国时期,逐渐向为动状中结构转变。给予类"为之名"句式是典型的双宾语句,春秋中后期用泛义动词"为"表示给予。由于动词"为"的给予义很模糊,到战国时期,出现的"为之赐"则以"赐"作为"给予"标记。此外,三种新类型的"为之名"准双宾结构也在战国时期出现。

现代汉语“以A为B”句的语用分析

从文言句式发展而来的"以A为B"句,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很高,很多情况下没有可以替代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有标识性词的句式",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上有其独特之处。在语用上主要表现为受到语体的限制,有焦点标记功能,其中A是对比焦点,"以"是焦点敏感算子。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歧解辨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的“之”和“以”,自王引之以来,语法学界对其词性、词义和结构关系有四种不同认识。其实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之以为戮,同以之为戮”——“把我作为杀戮对象”才是唯一正确的讲法。

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解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物质救国”系统思想是基于宏观时势条件和其个人海外特定经历,这样两个不同层面因素的交互刺激而逐步形成。《物质救国论》是反映他这一思想的典型文本,在提炼和揭示其内容主旨的同时,兼而显示出其基本逻辑脉络,即通过中西比较感知双方弱强的巨大反差,进而总结和反思经验教训,遂认定“物质救国”为所谓“神方大药”。而从康有为思想“自变”与社会相关思潮的悖合来实事求是地观照,则可对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正负双重意义在不同价值层面作出相应的分析和评说。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未来想象及其历史哲学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各自完成了其成熟的未来主义想象。两人的思想有不同的历史哲学在背后支撑。这体现在康有为完成于1901至1902年间的《大同书》和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两书中。康有为《大同书》的背后是一种千禧年论式的历史哲学,而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想象选择的进路则是可臻完善论。千禧年论和可臻完善论,这两种理念代表了近现代中国转型的两种主要的思想模型,也影响到了现代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追求中国现代化的策略。探讨这两种思想与历史哲学模型,有益于更好地思考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复杂状态。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古汉语三种“以为”结构及相关问题研究

古汉语中有三种"以为"结构:"A以为B"、"以为B"和"以A为B"。其中"A以为B"可以变换为"A以C为B"和"以A为B";"以为B"可变换为"以之为B";"以A为B"可表行为活动和意念活动,"以为AB"是由表意念活动的"以A为B"结构变换而来,表行为活动的"以A为B"结构已经语法化且沿用至今。

论《马氏文通》对“为”字的研究

在古汉语中,“为”字既可以作名词、动词,又可作介词。《马氏文通》主要从语法学的高度,根据“为”字所司对象的性质,系统论述了其作为介词的搭配功能。马氏认为,“为”后一般跟名词或代词作宾语,这是“为”作介词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此外,《文通》还对“为”字宾语的省略问题进行了简单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