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街道)社工站发展困境与对策的个案研究--以广东“双百工程”J市L街道社工站为例

我国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建设进程中面临着行政色彩重、督导人才不足和制度未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对广东J市L街道社工站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分析L街道社工站主要存在行政事务繁重、专业服务空间缩减、“零基础”社工较多、欠缺专业服务能力、专业培训数量多但实效性不足、督导人才紧缺、专业支持难以保证、薪酬待遇有限、社工职业认同感低的发展困境,并提出强化社工站监管机制、提升职业准入门槛和健全社工服务评价体系、改善社工培训机制、健全社工督导薪酬体系和增强督导人才队伍建设、出台社工薪酬晋升政策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全国乡镇(街道)社工站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县域乡镇街道重构的驱动机制:以T县街道设置为例

县辖街道已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且日渐成为县城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但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论文结合一个县域撤乡镇设街道的现实案例,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范式,力图打开基层政区改革的“黑箱”决策过程,梳理其调整动因、方案设置与决策考量,并与政区改革三重逻辑理论展开对话,以充分审视并检验乡镇街道重构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T县街道设置的初始动因与具体方案的设置深受经济发展、权力博弈以及政治妥协相关因素影响,直接表现为捕获以建设用地为主的关键资源,降低开发区运行的不确定性,以及获取行政等级体系中的合法性,体现出市域撤县(市)设区逻辑在县域尺度的重复再生,而与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治理因素并未成为方案设置的重要依据。乡镇改街道存在潜在风险,未来应进一步厘清县城建设、城乡融合与街道设置之间的关系,谨防县域街道设置陷入短视化误区,背离其保障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职能。

合作生产: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运行机理与实现机制研究——以D街道社工站试点建设为例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国家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载体,也是提高基层社区民政服务水平、打通供给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综合平台。在公共服务供给场域,合作生产因其“一核多元”和“融合共治”的现代化治理理念成为乡镇(街道)社工站高质量建设的基本面向,能够有效破解乡镇(街道)社工站“被行政化”、资源碎片化以及主体“协同惰性”等问题。为此,将合作生产嵌入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研究,并以D街道社工站试点建设为例,通过合作生产框架分析多元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和协同行为,系统阐释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的运行机理和实现机制。在既有的政策话语和制度架构中,D街道社工站通过主体共建、协商共治和成果共享的方式,实现资源、人力以及信息等要素的整合联动,进而推动社区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研究表明:多元主体、资源整合、目标共识、利益赋予、公众充权等方面的协同,促进合作生产的有效运行。基于此,以价值共创为逻辑主线,从多元参与、精准对接、价值聚合、利益共享以及主体培育等方面提出推进合作生产的实现机制。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乡空间融合规划探索——以杭州市新塘街道为例

文章从空间规划的角度入手,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中城乡结合部地区规划案例的研究,探索以城乡空间融合为途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规划研究框架,包括对城乡空间融合内涵、动力机制及现状城乡空间融合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以“三区三线”的划定奠定空间融合底盘,突出蓝绿生态空间网络的基底与城乡功能空间的融合布局,打造以交通网络为纽带,以产业空间和城乡居民点体系为重点,以配套设施为支撑的城乡空间融合格局,并以杭州市新塘街道为实例针对性编制了规划方案。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研究

社工站建设本是基层现代化治理进程中的重要产物,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通过长期对众多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实地调研和对站内社工的访谈,可以看出,当前社工站建设呈现出“急需求、重建设、弱发展”的基本处境。其中,人才管理和服务机制不完善是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的重要困境,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站点建设中的发展性需求。而在本土语境下,为了更好地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保障公共财政制度的经费、通过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站点的专业化和独立自主性、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跨时空发展是未来可行的重要实践面向。同时,从顶层设计、主体定位、内生动力、培养机制等方面展开路径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工站建设的现代化转型,达到提质增能的效果。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队伍建设问题研究——以山西省J市为例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当前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队伍建设问题是改革的重点工作。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山西省J市为例,分析认为,其乡镇(街道)执法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专业化、专职化、构成稳定性和装备规范性等方面的不足。乡镇(街道)执法队伍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一)创新帮扶指导机制,提升执法队伍人员专业化程度;(二)完善激励机制以增强执法队伍人员动力信心;(三)加大执法人员下沉力度以提高执法队伍专职化与稳定性;(四)统一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车辆标志以彰显执法规范性与权威性。

经济新常态下基层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研究

事业单位在管理运行中需要关注公共服务效益、价值创造与风险控制,这就需要有一套系统性、灵活性的内部控制体系,以此灵敏地感知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并适应之。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如何提升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保障单位转型与发展,以应对政策转型、内外部环境变化等诸多系统性风险,成为了业界重点关注的话题。而乡镇街道作为国家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基层连接点,其责任大、任务重,其管理水平高低与否直接关系国家社会职能能否有效发挥,同时与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密切联系,而影响管理水平的关键因素在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文章以工作实践为基础,对基层机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现状展开了一些探讨,并对基层机构进行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当前基层机构内部控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以期对乡镇街道办事处在健全风险管控、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众形象方面有所启示。

乡镇(街道)社工站承接组织的行政转型——以南京江宁区社工站承接组织为例

社工站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民政服务综合平台,是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南京江宁区乡镇(街道)社工站调研,发现江宁区社工站大多由政府购买方式交给社会组织运营,服务型社会组织在运营过程中出现角色迷茫、日常服务超负荷、人力和资源失调、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建议乡镇(街道)社工站承接组织调整定位,从服务下放、资源统筹、人才和组织培育、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完成行政转型,助力乡村振兴。

社工站在地化实践的“一社一特”服务模式述评

目前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如何结合地方特点,提供专业化、可持续的高质量服务成为当前街道社工站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天津市武清区黄庄街道社工站构建的“一社一特”服务模式,通过策划多样化与可持续的特色项目、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运行机制以及“一定规则、二建平台、三成模式”的推广策略,成为社工站实现“落地生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的“兜底”属性及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24条第1款(简称“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为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提供了规范依据,开启了乡镇(街道)扩权赋能的新篇章。该条款制定前后,理论界围绕该条款展开了诸多探讨,但已有研究并不足以让该条款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达到逻辑周延的程度。将“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置于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系统考察,宜将其定位为行政处罚权通过行政授权或委托方式交由乡镇(街道)实施的“兜底”性条款。同时,为更好地指引实践,有必要进一步对该条款的适用展开探讨,即处罚权下沉的决定主体宜由省级政府主导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协同、以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式确定交由事项、“交由”方式宜限定为行政授权或委托,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规范处罚权运行。

北京市乡镇街道尺度碳排放格局及驱动因素

为使推行的碳减排政策切实有效地满足城市的实际需求,对其内部碳排放的分布格局形成清晰认知是必要条件。文章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碳排放核算方法,结合遥感与统计数据,以乡镇街道作为分析单元,利用地统计学方法分析了北京市碳排放格局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0—2019年,北京市碳排放量呈先急后缓的增长趋势,高碳排放街道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具有明显的集聚现象;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工矿业发展对北京市街道碳排放总体呈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减弱,技术水平的提升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

“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制度逻辑、实践探索与规范路径

在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基于行政执法权力集中和重心下移双重逻辑的“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已经成为各地改革探索的关键一环。基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乡镇(街道)体制改革的结构性交汇,“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制度逻辑对应了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政策演进与独特脉络。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表明,“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逐步实现需要妥善解决“形”“权”“人”“能”四大改革问题。随着“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实践展开,当务之急是要构建一条科学合理的规范路径,借助新《行政处罚法》第24条的实施、释义和相关评估,逐一厘定乡镇(街道)执法权配置的基本条件、决定主体(程序)和事项标准。

行政处罚权下放:改革动因、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我国基层行政处罚体制长期存在权力来源不当和权责配置失衡的现实问题,悖离合法行政与权责一致的理论要求。基层治理应然效能在实然层面的落空推动法律革新以破除固有障碍,赋予乡镇(街道)行使处罚的合法依据和充分权力。但法律规范仍然存在较大的弹性认知和自由裁量,导致改革面临立法权限配置模糊、赋权事项规范笼统的障碍,加之基层治理能力欠缺、政府权责界限不清的矛盾常在,破坏行政机关自我矫正机制基础性功能的同时阻碍行政处罚权下放基层的改革推进。当以立法权限配置明确化、赋权方式内容精准化、基层执法主体专业化、政府权责划分清晰化以及执法配套措施系统化为改革方向,期待行政处罚权纵向下沉基层的改革科学有序。

衡水市乡镇社工站建设初期的困境与建议

乡镇社工站建设是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提高基层民政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衡水市在推动乡镇社工站和社会工作机构孵化基地培育方面面临人才总量不足、资金投入较少、专业服务能力偏弱等困境。提高衡水市乡镇社工站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措施有:推进专业人才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动专业机构培育;明确各方职责,重视合力作用等。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镇(街道)社工站服务模式探析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国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打通服务民生“最后一米”的重要举措。目前,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和运作因角色模糊、定位不清等问题,导致社工站运作效率低下、运作效果不显著。因此,亟待对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进行阶段性研究,厘清社工站角色和定位,提炼有效运作模式。以N市4个乡镇(街道)社工站作为典型案例展开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资料,采用案例比较法进行资料分析。以社工站在实务运作中的角色作为核心,提炼出基于“行政—督导—服务”的“三维角色”模式,分别是面向基层政府的行政角色、面向社会组织的督导角色、面向服务对象的服务角色。期望通过厘清社工站的角色定位,探索社工站的服务模式,为全国社工站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地方性经验。

行政处罚下沉基层“因事赋权”进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赋予行政处罚权,明确了乡镇街道的行政主体地位,体现了对行政处罚纳入基层管理体系的要求,有利于解决处罚职权不匹配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相关条款对赋权提出了要求,即需要符合“基层管理迫切需要”“有效承接”等条件。综合来看,行政处罚赋权基层的核心在于“因事赋权”,即需要对处罚赋权的事项和行为主体进行限定。对此,应当明确赋权的需求性、选择性和动态性界定原则,规范处罚赋权边界,确立赋权主体与对象条件,并设立定期评估程序,以期实现行政治理效能的提高。

乡镇街道消防赋权执法的实践分析--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

浙江省乡镇街道消防赋权执法,从2021年部分重点镇开始试点,到2022年全面铺开实施,现对丽水市龙泉市落实此项消防执法改革调研掌握的情况进行实践分析,简述了当前乡镇街道消防赋权执法的运行情况,对消防赋权执法的内涵、特点和意义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对推进和完善乡镇街道消防赋权执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天津市街镇级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设计及应用

基于网格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小尺度、密集网布设空气自动监测点位的研究,构建天津市街镇级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利用该系统对街镇级别尺度的颗粒物浓度进行监测,精细分析颗粒物浓度时空分布特征,精准定位高污染区域。该系统可广泛用于污染精准定位、空气质量考核以及区域传输分析,对科学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对其他省市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借鉴。

基层图书馆建设实践与反思——以北京市街道(乡镇)图书馆“一卡通”专项工作为基础

基层图书馆是新时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关注对象。文章以北京市街道(乡镇)图书馆"一卡通"专项工作为基础,通过梳理总结北京市基层图书馆的服务效益和建设难点,以明晰其在"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方向,并为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新常态化建制市乡镇村街旅游业发展思考

新常态化下中国已经进入大众旅游新时代。文章首先分析大众旅游新时代的两大特征,接着从认识旅游经济发展理性逻辑的本源性,揭示出建制市乡镇村街旅游业发展的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六必"(必行、必吃、必住、必游、必购、必娱)系统工程出发,提高建制市乡镇村街旅游业运行能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