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逑盘》铭文的“■黄耇”

《逑盘》铭文“■(■)黄耇”之“■(■)”,旧说多读为有老、寿义的“耆”,并谓“耆黄耇”系同义复指的形容词,本文以为不妥。“■(■)”字从“者”,当读为“诸”,“诸黄耇”是对诸位老臣的泛称。而且,“诸黄耇”在铭文中断句时应从下,即“诸黄耇,保奠周邦”,是对诸位老臣勉力保奠周邦的期许,这也与《尚书》等早期文献中所反映的耆老治国理政的重要性相一致。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宋本《国朝诸臣奏议》文献价值初探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国朝诸臣奏议》,属于宋刻元明递修本系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一,可订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国朝诸臣奏议》的序跋、目录缺失;其二,据书中所载目录及钤盖的纸坊印记,可推定《国朝诸臣奏议》编刻过程的细节,及《国朝诸臣奏议》书版刷印时间的下限;其三,通过与其他传本典籍所载宋人奏议的比勘,宋本《国朝诸臣奏议》有值得重视的校勘与辑佚价值。

谈兼词“诸”及关于用语规范化的一点随想

兼词“诸”本来就相当于“之于”，因此“诸”字后面不能再跟介词“于”。典范古文从未出现“诸”、“于”连用的句式，因而“公诸于世’之类的用法无疑属于谬误的仿古。这种谬误仿古未被语言学专家认可，在社会上也没产生较大影响，不具备约定俗成的条件。对语言使用上的不规范现象，不应听之任之，顺其自然，而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那些生命力强、流传面广的谬误仿古和一些本来不规范但已约定俗成的用语，应当予以认可；而对那些既不合文法、事理，又不通俗生动的错误用语，在它们还未形成气候之时，则应正本清源，进行合理引导。

《汉书·艺文志》“杂家”蠡测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九流十家”,杂家为其中“一家一流”。班固言杂家者流盖出于王官之议官,而周官议官后世无从可考,且汉以后历代志书杂家类书目变动极大,使后世学者对于杂家究竟为何种学派争论不休。襍与雑虽俱为今简体“杂”字之繁体,但二字本意尚有所区别,战汉时期所言杂家当写作襍家更为恰当。通过将战汉史料与《汉志》《隋志》对襍家定义对比研究后可发现,襍家与西汉早期之前的博士官特征极为相似,为襍家学者或即当时之博士。汉以后博士为儒者垄断,又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家以外百家学皆为杂学,而诸子又皆有他名固称无需再易其名,原“博士家”也就是后来的襍家,再称博士之名已不再合宜,故刘、班以“襍家”名之。

上古汉语“诸”与“之”字结构的句法功能考察及比较

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将“诸”视作兼词的观点自成一脉,认为它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用法和分类。《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在介绍兼词时,将“诸”字的用法分为三类并给予诠释,但这三种类型的使用情况是否具有普适性,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利用语料库数据,对该书中所提及的先秦典籍中的例句进行检索、归纳,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这一观点进行验证,探讨“诸”是否具有这三类“之”字结构的用法、每种用法是否符合古汉语语法的一般规律。

先秦的代词“诸”及其研究

本文分两部分。首先,将前贤对代词“诸”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汉至宋代、清代、《马氏文通》及其后。其次,文章的主体对先秦20余部文献中代词“诸”进行穷尽分析,认为“诸”是一个地域、时段明显的代词(北区、初期),语体、存异等要素也有制约作用。先秦“诸”与“之”“之于”“之乎”的关系复杂。先贤用“之”来训释代词“诸”,通常是恰当的;用“之于”“之乎”来训释,仅有时可从。训释是语法研究的基础,但不是语法。“诸”和“之”“之于”“之乎”虽有训释关系,但语法上并不等同,它们有语法分工。“诸”在时空上萎缩后,它们便混同起来。“诸”不是“之于”“之乎”的合音词或兼词。

唐代营州军事设置探究

营州是唐王朝设在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该地民族杂居,建置不一,唐王朝先后于此设置辽西府、平辽府、怀远府3个正州折冲府,带方府、昌利府2个城傍羁縻州折冲府,平卢军、卢龙军、怀远军、保定军4个军,汝罗(安东)、燕郡、怀远、巫间、襄平、渝关6个守捉,阳师镇、三合镇、泸河镇、怀远镇、平辽镇、通定镇6个镇,静蕃戍、五柳戍、蛤虫专戍、临泉戍4个戍所。诸军府镇戍在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府的统领下,共同负责营州乃至东北边疆的军事安全,构成唐王朝边防体系之重要一环。

上古汉语中表示人数众多的几个词

上古汉语表示人数众多时,时常使用几个用作定语的词,主要有:众、群、诸、庶、舆等。这几个词在表示人数众多时有不同的分工,这反映出上古人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和人们的等级观念。

“满洲”名称述考

有清一代,满族曾有"珠申"、"诸申"、"满洲"、"旗族"诸种称谓,部落、族名、国号混称。清初的隐讳不载和史料阙失,给后世学者研究"满洲"名称问题造成了极大困难。国内外学者对"满洲"名称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观点不下十几种,至今尚无定论。笔者综述前人研究,对"满洲"名称作了考辨和论述。

上古汉语“诸”的再探讨

本文回顾了自东汉以来一直受到学者较多关注的“诸”的研究情况。前人对“诸”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以北宋为界可以较为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诸”合音说(或称兼词)是在北宋以后才形成的一种主流观点。文章在对上古时期代表性的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中的“诸”及相关句式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尝试从语音、句法的角度对前人认为“诸”表示合音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认为合音说不能成立。从与“V诸NP”和句末“V诸”相关的句法格式来看,“诸”与“之”在这些格式中的句法功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做宾语,都是用作回指的代词。

论合音词“诸”的例外

一般认为“诸”是兼词,来源于“之于”或“之乎”的合音。然而,文献中有些“诸”在用法上只相当于其所兼的某一成分,即用同介词“于/乎”、助词“乎”或代词“之”。这些用例是“诸”字合音说的例外,学者常认为是兼词灵活性的表现。根据文献调查,本文指出:古书中用同“于/乎”的“诸”多接在以t收尾的入声字后,这些“诸”可能是“于/乎”受邻近音影响的语音变体;用同“之”的“诸”多来自特定语用环境下的合音羡余。文章据此讨论了“诸”的用法与其语音环境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