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和西方“dragon”之文化差异与翻译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龙”译为英文“dragon”。但由于中国“龙”文化和西方的“dragon”文化差异很大,导致了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必要的误解。文章首先探讨了中国“龙”文化和西方“dragon”文化之间的差异,其次分析了目前翻译界对中国“龙”及西方“dragon”的翻译状况,最后从翻译过程、翻译的本质和任务及翻译中外域文化的可容性规范等角度指出了目前翻译的缺陷,并提出了合理的翻译方法,旨在为中国龙“正名”和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探索一条道路。

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文化内涵差异及其误译

龙与dragon两词一直以来相互对译,通过对二者所代表的形象及文化内涵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证明这种互译是一种误译。只有充分认识到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提出解决方案,才能消除由此产生的中西方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障碍,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的比较研究

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中国“龙”与西方“dragon”字面概念虽相同,但其来源、象征意义以及民族文化内涵却大相径庭,“龙”不管是翻译为dragon或the Chinese dragon都未能准确地表达中国龙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应把Long或China Long作为“中国龙”的专有名词使用,以保持龙文化的理念和民族文化内涵,促进文化的交流。

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比较与翻译问题

中国龙与西方的Dragon在形象、性质和作用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中国龙主要是正面形象,曾被奉为雷神、雨神,曾是帝王的象征。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龙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华人的文化纽带。Dragon在西方神话中是看守财宝的怪物,凶狠、残暴、危害百姓,在《圣经》中它是与上帝作对的魔鬼,与中国的龙有本质的区别。"龙"与"Dragon"的互译最初是西方传教士所为,由于某些原因,这种误译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两者之间的互译妨碍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多数学者主张将二者分别用音译形式翻译。从长远来看,音译形式将更有利于中西方文化交流。

文化隐喻视角下中国 龙 和西方 Dragon 的比较

中国龙和dragon,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隐喻。前者是通天神兽、帝王人杰象征、吉祥瑞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保持着浓烈的文化活力;后者在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中的形象奠定了其邪恶与凶残的意义基础,在中西跨文化交流时不仅要理解西方文明,而且要努力消除西方对中国龙的文化误读,从而缩小认知差异,彼此理解认同。

中国文化中的“龙”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

从形象描述、词语表达、神话故事,以及观念态度等方面对中国文化中的"龙"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利用主流媒体、卡通人偶、中国年等载体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龙的积极意义,从而提升其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形象。

龙与dragon——中国的祥瑞之灵与西方的凶残之怪

按我国传统的十二生肖排列的龙年的到来给全国带来一片祥瑞的气氛,全国人民更是喜气洋洋,因为我们中国人历来称自己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为何有这样的说法？原来据远古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炎黄二帝（亦即神农与轩辕）皆为龙生之子,因而我们以龙的传人而感到自豪。在中国文化里龙象征着伟大、尊贵、幸运和健旺等,其形象深得人们的喜爱,

Dragon还是Loong:自主话语体系重构与话语规划路径探究

2024年中国官方对“龙”的英译进行正名,由dragon正式更改为Loong。这一变化看似是语言小事,实则含有文化及政治等多种因素,彰显话语传播主导权和文化自信心,体现中国话语体系的自主构建和国家语言政策的议程设置,有助于更准确地传达“龙”在中国文化中的正面形象和象征意义。本文从历时词源视角梳理“译龙”的演变过程,从共时外译层面考察“译龙”的争议原因,再从龙的外译实质与话语规划视角进行反思,接着运用“传播五要素”理论探究话语规划的原则与要求,最后以龙的外译为案例,借鉴“话语规划五个流程模式”寻找话语实践路径。

中西方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深层动因

后冷战时代,随着文化的价值功能被重新定位,文化软实力竞争日益成为大国之间进行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体育文化软实力战略不同程度地充当了对外政策的工具,其目的在于按西方价值偏好塑造“新的他者”,重建西方体育主导地位;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则始终聚焦于自身发展,塑造“新的自我”,使中国以和平发展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商业文明造就的西方体育文化作为世界体坛的一种强势文化,是西方现代性主流文化的衍生物,一定程度上带有“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文化偏见;而中国体育文化与生俱来地携带着中华文明天下观和美德伦理的先天基因,本质上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具有德性和包容性的柔性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体育文明,是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其实践--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维度比较

政党及其构成的政党结构关系联结着国家与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而创造出的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通过对中西方政党制度中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权(国家)三重关系的比较分析,可以深入挖掘两者的同质性构成和异质性基础,从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实践模式作出学理阐释,更好地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破解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识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各国现代化实践道路的多样性源于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内蕴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包含自身的民族特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辟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模式,以资本现代化的文明面向来掩盖其剥削实质,衍生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视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文明定向的基础上,拒斥了西方一元现代性叙事的强制逻辑,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文明图景。

当代中西方规范权力与资本关系的德法之道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商关系“亲、清”两原则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新时代政商关系抑或权力与资本关系的探讨日渐深入。由于中西方对待市场经济本质与作用的认知态度各不相同,致使其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方法形同质异,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迥然有别。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数字化条件下,中西方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运演机制面临更加复杂的伦理挑战:就数字权力资本化而言,它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就数字资本权力化而言,也同样生成了类型各异的表现形式。为求解这些难题,必须对当代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底线道德、伦理规则和法治原则进行深度理论辨析,正确处理好三大问题:以何种态度对待弱势群体是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道德前提,持续构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体系,不断增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法治保障。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应对和求解新时代我国政商关系(权力与资本关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遇到的各种难题。

超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领悟贯彻这一思想,需要明确“两个结合”的时代意义。“两个结合”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面对按照“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普世价值’、理性尺度、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逻辑建构起来的“西方中心论”,“两个结合”力求从哲学维度、历史维度、关系维度、空间维度冲破这一理论体系,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继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此,“两个结合”通过“意义彰显、‘两脉’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明体达用、新的文化使命”的递进环节,实际发挥着确立并巩固我国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领导权的使命价值。

从语料库语言学视角看提高文化自信——以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对比为例

采用语料库语言学视角,对比分析中国龙和西方“dragon”的异同,并进一步探讨中国“龙”的翻译,以建立对外传播中的中国文化自信。研究发现主要有三:其一,“龙”的词频远远多于“dragon”的词频;其二,“龙”的共现词多具积极意义,而“dragon”的共现词多含负面意义;其三,将“龙”译为“dragon”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仍具极大的不利影响。应为“龙”之类的文化负载词确定恰当的翻译,以建立中国文化自信,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科幻西方”的一种解构——阿瑟·克拉克作品中“沉默巨物”意象的美学思考

作为一种以西方意识形态为背景的类型文艺,科幻小说中长期充斥着以“西方中心论”为特质的话语。而英国作家阿瑟·克拉克则在其科幻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呈现了对“科幻西方”的一种解构。这尤其鲜明地体现于他围绕“沉默巨物”意象展开的三种美学演绎:通过重新塑造飞船悬停于城市上空的场景,克拉克将欧洲文学中的神学哲思传统与科幻题材相融合;他对外星文明遗迹的描绘,在宏大尺度上消解了西方文明的例外论;他对“太空电梯”的格外推崇,则进一步反映了他在技术时代的浪漫主义理想。以阿瑟·克拉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有价值的科幻创作,需要在解构“科幻西方”的基础上实现超越。

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从“不完整的艺术史”“不平等的艺术史”到“不真实的艺术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让东方艺术反复辗转于“缺席的东方”“替补的东方”和“易容的东方”三种大同小异的失语状态。要完成世界艺术史的重写与重构,必须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西方体育的价值藩篱与中国体育的价值旨归

运用马克思的历史批判方法,在讨论西方体育价值藩篱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体育的价值旨归。认为:西方体育文明虽然在推动全球运动员培养和体育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锦标主义、人文价值削弱、商业化伦理困境以及文化兼容挑战等问题。中国体育的未来不应简单模仿西方体育的发展模式,而应基于对现代体育文明的深刻理解和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体育发展之路——以“型塑全人”“育化生命”“生活体育”为核心动力、宗旨和目标的体育发展观,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公共健康水平,并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基于翻转课堂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传统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教学模式单一化,信息传输量有限,很难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意义重大,师生角色换位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现代教学平台无缝对接大大增加课程信息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自主性,提升其经济学学以致用能力。文章进一步分析西方经济学翻转课堂的流程设计,并以微课教学为核心探讨课程翻转课堂教学的内容选择。

赋魅·祛魅·返魅:西方现代化话语解构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

西方现代化话语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本质上是一种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欧美主体性叙事。它以“赋魅”的方式来获取关注与追随,通过所谓“进步”话语,将源自欧美的概念体系、普世价值、资本权力植入世界而形成西方话语霸权,意在建构一个“同质化”世界。文章以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赋魅—祛魅—返魅”为线索,探讨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解构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建构,文章认为,要实现对这套话语霸权的“祛魅”,应基于大历史观,以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神话和现实的双重“祛魅”为逻辑起点,以“现实的人”为认识原点走出西方现代化“话语陷阱”,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返魅”有着内生的需求。这种“返魅”需要建立“思维、内容、传播”三位一体的策略,即从“主客二分”转变为“主主平等”、从“西方中心”转变为“命运与共”、从“一元主导”转变为“多元共生”,进而消解和终结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走向“美美与共”的国际话语时代。

西方曲式理论的新近发展及其启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曲式理论发展迅速。为弥补教科书式的曲式理论之不足,西方理论家力图对其进行改进和重构,或摒弃既有观念提出全新的曲式见解,并采用相互接力或并行发展的方式,不断推动曲式理论发展。在西方新的曲式理论和方法启示下,中国的曲式理论也呈现出对既有理论的质疑与挑战、对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强调、形成多样性方法与优化的理论建构思维、拥有丰富的作品资源和深度分析,以及理论家之间的互相承认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