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下高寒牧区退化草地生态治理途径

高寒牧区退化草地生态治理是实现我国新时期生态与环境建设目标的基础与前提之一。本研究以西藏纳木错流域为案例区,综合考虑纳木错景区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与背景,基于354个牧户调研数据,在构建ⅣProbit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探讨牧户草地生态治理行为特征及选择因素。研究发现:1)牧户旅游业参与度影响其草地生态治理意愿和行为,参与旅游产业的牧户具有更高的退化草地生态治理意愿;2)纳木错流域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水平,是高寒牧区退化草地生态治理的主要驱动力之一;3)从农户微观角度和微观行为出发、自下而上的乡村治理路径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与前提。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欠发达地区以提高农户参与率为前提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是有效提升乡村退化环境生态治理成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路径。

农户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文章利用湖北省1 061份农户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影响,而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家庭总收入、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住所周边垃圾集中处理设施亦能有效推动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②对于村庄认同程度不同的农户,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作用存在差异。随着农户的村庄认同增强,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正向作用得以强化,尤其是当农户的村庄认同度超过门槛值时,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将由负转正,即村庄认同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上可以发挥扭转乾坤之效。③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使用在村居住年限作为工具变量进行Ⅳ Probit估计,结果发现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是稳健的。文章揭示了外出务工作为资本要素涌入乡村的纽带,非但不必然引起农村衰败,反而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事务创造了禀赋条件,但只有触发村庄认同这一关键机制,方能实现外出务工"扬长避短"效果的发挥。基于此,从培育与增强村庄认同程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大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及增加垃圾集中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方面提出了推动农户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改善建议。

社会网络、收入不确定与自雇佣妇女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本文以资本可替代性、自雇佣妇女特征和保护性耕作技术属性为逻辑起点,利用冀皖鄂三省的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和Binary Probit模型,以秸秆还田技术为例,考察社会网络、收入不确定对农村自雇佣妇女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并通过二阶段IV Probit进行了内生性检验与讨论。结果表明,自雇佣妇女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弱势,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比例仅为58.97%;62.66%的农村自雇佣妇女社会网络在较低或极低状态下运行,50.12%的自雇佣妇女面临着较高的收入不确定性;社会网络广度与高度提升可显著促进自雇佣妇女耕地保护行动,而网络强度的影响则不明显;非农收入不确定负向影响自雇佣妇女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但农业收入不确定则并无显著影响;社会网络拓展可以有效抑制收入不确定对自雇佣妇女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不利影响,这种抑制作用主要通过非农收入实现,在农业收入方面则不明显。

公共服务支出提升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吗?——基于公共服务获得感的中介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收入差距大而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高的反差现象,从公共服务支出的视角切入,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和宏观层面的匹配数据,使用Binary Probit方法,分析公共服务支出在这种反差现象中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而各项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不尽相同,基础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显著提高了收入差距容忍度,而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无显著影响,并对此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该结论仍成立;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因地区差异而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了收入差距容忍度。

商业健康保险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分析

目的: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方法:采用Probit模型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分析儿童、家庭特征异质性,并进一步检验儿童医疗支出、医疗服务利用的中介效应。结果:商业健康保险能显著促进儿童健康,对农业户口、高收入家庭、城镇、中西部地区的儿童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商业健康保险通过医疗支出、医疗服务,改善儿童健康的结果不显著。结论:商业健康保险能改善儿童健康水平,但是其覆盖率较低。对此,我国应加快在国家层面上建设儿童医疗保障制度,推动儿童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