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文章利用湖北省1 061份农户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影响,而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家庭总收入、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住所周边垃圾集中处理设施亦能有效推动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②对于村庄认同程度不同的农户,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作用存在差异。随着农户的村庄认同增强,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正向作用得以强化,尤其是当农户的村庄认同度超过门槛值时,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将由负转正,即村庄认同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上可以发挥扭转乾坤之效。③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使用在村居住年限作为工具变量进行Ⅳ Probit估计,结果发现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是稳健的。文章揭示了外出务工作为资本要素涌入乡村的纽带,非但不必然引起农村衰败,反而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事务创造了禀赋条件,但只有触发村庄认同这一关键机制,方能实现外出务工"扬长避短"效果的发挥。基于此,从培育与增强村庄认同程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大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及增加垃圾集中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方面提出了推动农户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改善建议。

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

【目的】推进垃圾分类是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的重要手段,本文试图阐释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以明晰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推进过程中的作用。【方法】基于内蒙古自治区1307份微观样本数据,利用Probit与Ⅳ-Probit方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结果】(1)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地方性共识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群体融入在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3)较其他村民而言,村内大姓村民更易受到地方性共识的影响,从而更可能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结论】本文认为应重视地方性共识的积极作用,并着力提升农村居民对村庄的认同与融入水平,依据不同群体特征采取差异化措施,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经营规模分化视角下土地转入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12402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Ⅳ—Probit模型,探究了经营规模分化视角下土地转入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转入显著促进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选择存在经营规模临界值,仅当经营规模达到临界值后农户才会提供服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地转入与经营规模仅在无合作社提供服务的村庄、平原地形村庄对农户服务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在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进程中,应重视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潜力,为其发展提供政策扶持;继续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注重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特征,因地制宜制定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政策。

产权风险下农户农地无偿转包方式选择——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

发育农地流转市场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农户农地无偿转包一直被认为是农地交易市场发育不充分的表现。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从农地存在产权风险的原因出发,利用山东、湖北和广西三省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双重制度下农户选择以何种转包方式规避产权风险,探讨产权风险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户是否选择无偿转包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转出中有偿转出占比为67.87%,无偿转出占比为32.13%。确权农户中无偿转出占比仅为27.27%,低于未确权农户无偿转出占比61.70%,转出对象为亲友时的无偿方式占比为69.53%,远高于非亲友时的9.26%。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无偿转包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确权安全感知可显著抑制无偿转包农地行为;农地交易双方关系可显著促进农户选择无偿转包行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下,农户确权安全感知的提高有助于解除农地交易双方关系对农地无偿转包的锁定效应。因此,需以农地确权为契机,提高农户产权安全感知,充分发挥农地流转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效应,实现市场与关系的契合,引导农户积极实现土地财产性收益,从而有利于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和优化资源配置。

社会网络、收入不确定与自雇佣妇女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本文以资本可替代性、自雇佣妇女特征和保护性耕作技术属性为逻辑起点,利用冀皖鄂三省的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和Binary Probit模型,以秸秆还田技术为例,考察社会网络、收入不确定对农村自雇佣妇女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并通过二阶段IV Probit进行了内生性检验与讨论。结果表明,自雇佣妇女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弱势,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比例仅为58.97%;62.66%的农村自雇佣妇女社会网络在较低或极低状态下运行,50.12%的自雇佣妇女面临着较高的收入不确定性;社会网络广度与高度提升可显著促进自雇佣妇女耕地保护行动,而网络强度的影响则不明显;非农收入不确定负向影响自雇佣妇女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但农业收入不确定则并无显著影响;社会网络拓展可以有效抑制收入不确定对自雇佣妇女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不利影响,这种抑制作用主要通过非农收入实现,在农业收入方面则不明显。

公共服务支出提升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吗?——基于公共服务获得感的中介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收入差距大而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高的反差现象,从公共服务支出的视角切入,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和宏观层面的匹配数据,使用Binary Probit方法,分析公共服务支出在这种反差现象中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而各项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不尽相同,基础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显著提高了收入差距容忍度,而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无显著影响,并对此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该结论仍成立;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因地区差异而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了收入差距容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