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条约机构的一次失态与失当之举——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的审议

2023年2月15—16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正式进行了审议,该委员会关于中国的结论性意见大幅增加了新的关注问题,其中涉疆和涉藏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问题以及“一带一路”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结论性意见对“一带一路”、涉疆和涉藏事项等问题作出了很多有悖事实的指责。该委员会也无视中国的履约成就,一改其惯常实践,对中国履约“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作出了极为失衡的评价,明显体现出了对中国的偏见。在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们应正确对待国际人权机制存在的缺陷,既应肯定其对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必要对其有悖事实的指责坚决予以澄清和回击。

推进环境、社会和治理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

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是指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来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随着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ESG也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ESG关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但当前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明显不足。简要回顾了中国的ESG实践,并将其自2005年起分为起步阶段(2005—2009年)、发展阶段(2010—2017年)和全面深化阶段(2018年至今)。通过对主流的ESG评价指标体系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高度相符,表明ESG与生态环境科学联系密切。再根据国内外ESG研究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多围绕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展开,研究者主要来自金融、经济、社会、管理乃至商务等领域,当前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存在脱节,总体上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还有待发展和深入。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应尽快推进ESG研究与生态环境科学的结合,并对未来如何开展相关实践与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生态环境领域学者开展ESG研究提供参考。

欧盟经济、社会和地域凝聚力绩效审计分析及借鉴

欧盟有27个成员国,各国的地域大小、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文化等差异较大,为推动欧盟内部区域协调发展、取得重大政策的一致性,欧盟设立一些项目投入专项资金来实现这一目的。欧洲审计院对这些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展开绩效审计。本文以2020年欧盟经济、社会和地域凝聚力绩效审计为例,通过对该次审计的方法、过程、目的以及审计报告和结论建议等多方面的分析,以期为我国绩效审计开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家、校、社会承担高职学生美育素养实践教育职能分析

高职教育中,家、校、社会是最为重要的育人阵地,对于美育素养的实践教育亦是如此。本文从高职院校学生特点着手,对高职院校学生特点对美育素养实践教育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合高职学生特点的影响,本文着重对家、校、社会的美育素养实践教育职能进行分析,得出它们在育人工作中承担着引导、保障、组织、资源提供等各项不同的职能,并对其各项职能的发挥过程中相关注意事项进行了阐述。育人过程中,学校作为育人工作的主体,应融汇家庭与社会各项育人职能,结合高职学生特点,从培养目标与实践教育路径的设计、组织教育、监督等各个方面开展学生美育素养实践教育工作,不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

非财务信息的审计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的角色

随着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日益提高,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已经成为衡量企业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分析了非财务信息的审计环境中 ESG 指标的重要性和作用,突出了其在促进企业透明度、提高风险管理效率以及增强公司声誉和社会责任中的关键作用。

县域绿洲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

县域绿洲城市是干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与载体,协调其内部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推进干旱区县域绿洲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与战略意义。文中运用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和协调发展趋势指数模型,对干旱区典型县域绿洲城市乌苏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对城市协调发展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苏市城市综合协调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评价值较低;环境发展指数对城市综合协调度的功效相对较大,但发展趋势指数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呈显著正相关,经济与环境发展指数呈倒"N"型耦合关系,社会与环境发展指数呈"W"型耦合关系。经济、社会和环境存在着天然的交互胁迫、交互耦合机理,只有三者协同共进,均衡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干旱区县域绿洲城市的协调发展。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 ,试图以此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念。不过 ,黄宗智在立论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 ,陷入了国家 /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围绕清代基层社会法秩序这一共同话题 ,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对话 ,中、美、日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力图勾画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秩序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路径及其选择——在立法裁量与司法救济之间

目次前言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概念探析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的必要性三、立法裁量及其掣肘(一)立法裁量的作用领域(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立法保障(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立法保障的掣肘四、司法救济及其反思(一)可司法性问题(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司法救济(三)对司法救济模式的反思五、立法裁量模式与司法救济模式的相互关系(一)保障范围与保障程度(二)两种保障模式的关系(三)两种保障模式的选择六。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研究——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期,城市问题逐渐凸现,这个时期城市经济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与治理却面临新的压力和问题,如何通过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论文从系统协调度的基本特征出发构建15个指标,利用信息熵的研究方法得出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基本趋于中等。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救济机制的新突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述评

由于条约实施机制存在缺陷，《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社会权在国际层面一直得不到有效救济。这一状况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产生了长久的负面影响。200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在缔约国报告程序之外，议定书还确立了个人来文程序、国家来文程序、调查程序三位一体的准司法性权利救济程序。这将会大大加强对个人社会权的国际保护，结束社会权与公民权国际保护不平衡的局面，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权法体系，从而推动国际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保障

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别于企业经济责任的新型责任形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是基于远期经济利益和社会伦理的主观考虑,更是基于软法和立法的客观激励。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人权,是整体人权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和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内在关联性,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既是对国家人权保障的重要补充,也是当代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法律效果及在我国的实施

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我国人权保护的重大举措。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应具有直接的效力,我们应逐渐实现公约所载权利和所承担义务。为此,应完善国内立法;在司法及行政上也应有一些措施,确保国际法的实施。

妇女性别解放与阶级、社会解放的互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的政策及效果

妇女解放是近代中国社会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到阶级和社会解放的大目标之下,一方面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强大的推动力,实现了妇女性别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良性互动,使妇女的社会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的需要,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深入开展的决定力量并不完全出于女性的自觉,还出于革命的客观要求。而革命队伍中以男性为主导的现实状况,导致了婚姻关系、革命和家庭角色分工方面出现了冲突,凸显出妇女性别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倡导的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内在张力。

论人、实践、社会、历史四位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浅析

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阐释。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人、实践、社会和历史四位一体的本体论:“现实的个人”是核心概念,是个人能力、个人需要和个性意识以及个性化的价值观念的统一体;实践是个人能力的形成和发挥、个人需要的满足、个人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彰显;社会和历史分别表现为其空间和时间。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框架下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问题研究

作为强制性国际规范条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次以国际法律形式对工作权、工会权等经社权加以确认。我国于2001批准该公约后,公约已经成为我国推动与保障外国人就业权的国际标准。公约要求成员国在履行法律义务时,尊重外国人就业权,明确相应的国家义务与相关措施,根据本国国情,保证该项义务的切实履行。相比公约的要求,我国对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上存在着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执法机构、完善的司法救济手段、有效的行动措施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等问题,为此,文章提出了认真履行公约义务、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以整体系统的观念,通过健全法律制度、统一执法机构、提供司法救济以及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等途径有效管理和保护外国劳动者。

国际人权法中的准司法程序与中国——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为例

除强制性程序外,我国迄今尚未接受联合国任何一项核心人权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个人来文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以及调查程序。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简称"《任择议定书》")为例,通过分析在《任择议定书》约文谈判和起草过程中我国对个人来文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和调查程序的立场、意见和建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往往与《任择议定书》的支持者相左,比较接近于怀疑论阵营。中国政府提倡人权对话反对人权对抗的理念和做法是正确的。但国际人权法中的准司法程序的对抗性不同于人权对抗,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为批准《任择议定书》创造条件,并在适当时机签署和批准《任择议定书》,且在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其他核心人权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准司法程序。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可诉性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可诉性是指,受到侵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能够通过国际层面的司法和准司法方法寻求救济的可行性。由于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被视为纲领性、不可诉的人权,导致国际层面始终缺乏相关的实施机制,使国家所负有的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体性责任与程序性责任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国家在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施方面,承担着不容推卸的国家义务,国际社会也为此建立了明确的国际审查标准及实施机制,这些都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可诉性,提供了相关的实施标准和可操作性的实施路径。

乾嘉时期习水“工业园区”形成的自然、社会因素探析

清乾隆嘉庆时,袁锦道在习水三岔河新建了数十间工业作坊,为封闭的黔北开启通往现代化的大门。从康熙二十年后黔北长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是袁锦道成功的经济基础,赤水河流域的自然生态条件及形成的人文环境是重要的文化和物质基础,而人口的迅猛增长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为劳动力的转移和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正是各种因素的聚合和敏锐的前瞻意识,成就了袁锦道的事业,成为黔北历史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