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红楼梦〉》评点中的贾宝玉形象谫论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中提出了一套较为体系化的人物塑造理论。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男性主要人物及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叙事主线人物,其形象对整部作品的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新译〈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叙事主线人物的个性特征,哈斯宝给我们解构了一个极其结构性的贾宝玉。因此,对哈斯宝《新译〈红楼梦〉》评点中的贾宝玉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艺术见解。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人物形象变异研究

哈斯宝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节译成四十回,称其为《新译〈红楼梦〉》,并撰写了序、读法、总录及四十篇回批。他在翻译《红楼梦》时对故事情节作了某些变异。在十二金钗形象、以宝玉为代表的男性贵族形象及下层人物形象的变异处理中,哈斯宝有意择取了原著中符合自己人物观的情节,通过改写原著中的情节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形象。

王国维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学比较研究——从《〈红楼梦〉评论》与《诗学》出发

悲剧作为美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种美学形态,一直被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家所讨论。王国维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在中西两方的美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比较他们的悲剧美学,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悲剧的情节与功用方面的理论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土壤孕育出了不谋而合又各具千秋的悲剧理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第一次提出悲剧的定义,并且系统性地介绍了悲剧的组成。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则在《〈红楼梦〉评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属于中国的悲剧美学概念,借由《红楼梦》延展构建了一套悲剧理论体系。他们二者的悲剧理论在中西两方的美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红楼梦〉评论》之美育思想解读

《教育世界》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关于教育专业刊物,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1904年,《〈红楼梦〉评论》就在《教育世界》的教育小说专栏进行连载,一定程度上说明王国维创作《〈红楼梦〉评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借助美术功用实现改善人性的效果,给读者以美育的启发。但由于文本的特殊性,大多学者在研究《〈红楼梦〉评论》时主要针对文本的中现代性进行阐发,而忽略了王国维在当时历史语境下的创作目的,很少有人留意到《〈红楼梦〉评论》的美育思想。所以,本文将结合王国维所受的西方哲学影响,对《〈红楼梦〉评论》中非常之解脱与通常之解脱进行解读,揭示其背后包含的美育思想。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与失

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王国维最先参照西方文艺理论,经由《〈红楼梦〉评论》等文章而建构相对完整系统的理论批评体系,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潮流与模式。此乃其文学研究"得"之关键所在。然而,《〈红楼梦〉评论》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长期被学界所忽略,这是不正常的。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与中国人的精神大相违背,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红楼梦〉评论》表现出以西释中批评模式的局限性,此乃其比较文学研究"失"之体现。其研究之"得",启迪我们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时,要自觉以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为主来融会西方文论;其研究之"失",对今日仍盲目套用西方文学理论解释中国文学的批评模式,则具有不可忽视的警醒作用。

从《〈红楼梦〉评论》看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变

虽然《红楼梦评论》浸染了过多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哲学色彩,主观唯心思想浓厚,但却是中国第一篇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深刻分析本国作品的批评著作,它为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型做出了贡献,其理论构思和框架是全新的,反映了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变,代表着当时中国文论的最高水平。

目的语读者视角下的翻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英译笔记》为中心

以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为中心,结合霍译本《红楼梦》的翻译实践,探讨了目的语读者视角下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主要表现为:为了方便目的语读者阅读,翻译时对底本的修改;为使行文更紧凑,删去底本无关紧要的内容;为了使情节更连贯,补充底本缺少的内容;为了使文本前后一致,对底本中的矛盾之处作出调整;对底本中涉及文化色彩的词语,采用直译+注解的方式。霍克思的翻译策略对当下我国基于文化传播的翻译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红楼梦》与宗教”研究的几点感想——序李根亮《〈红楼梦〉与宗教》

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内涵丰富,值得花精力加以清理探讨。宗教文学和受宗教影响的文学,都是"宗教与古代文学"这一专题的研究对象。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虽不一致,但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即,在宗教与古代文学发生关系时,我们的研究是聚焦于与文学有关的"宗教"还是聚焦于文学中的"宗教"。从"《红楼梦》与宗教"的角度切入《红楼梦》研究,不难发现,在《红楼梦》与宗教的衔接处,最富魅力的是想象力的世界,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关于"《红楼梦》与宗教",根亮的思考是达到了相当深度的。根亮指出,曹雪芹所说的"色"不仅仅是指男女之间的情色之好,应该是就整个现实人生而言,既包括物质世界又包括精神世界。

厚重的历史回应——《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读后

《历史的光影》是关于程伟元生平资料的力作,不仅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该书是对俞平伯先生晚年对红学研究自省的厚重回应。大量资料证明程伟元不是一介逐利的书商,他和高鹗关于《红楼梦》成书的序言等文是真实可信的。他们整理《红楼梦》的原则也是正确的。我们应以此重新全面认识程高本的历史地位。否定后四十回和程高本已经从红学界内部的一种学术观点演变成为当前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潮流,该书此时出版无疑有助于引起我们对此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和反思。

《〈红楼梦〉评论》中的小说批评方法

王国维在小说批评方面的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其中运用的进化的文学史、严格的逻辑推理。

从《〈红楼梦〉评论》看王国维的体验美学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曾被认为是生硬套用叔本华的哲学观念解读文本,造成了对西方哲学和东方经典的双重误读;此类意见忽略了王国维的切己人生体验对其人生哲学的影响。王国维以对生命的本真体验融入《红楼梦》的解读过程,形成了独特的体验美学。重审王氏的体验美学,对当下的强制阐释和文论消隐现象,均有重要的纠偏功效。

《〈红楼梦〉导读》中的两处语病

白维国先生的《（红楼梦）导读》一文（见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六册）在介绍林黛玉、贾惜春的身世时有下面两句话：

宏阔理论视野下的比较研究——评《〈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与现代阐释(增订本)》

饶道庆著《〈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与现代阐释(增订本)》一书,在批评方法和思想内容方面都有所创新。该书对《红楼梦》的“超前意识”的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具有宏阔的理论视野,二是善于运用比较研究。

中西悲剧美学比较视域下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悲剧是文学永远的神圣领地,悲剧的美学倾向在西方和中国却大有差异。王国维是将悲剧这一美学概念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红楼梦〉评论》是开创"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学术范式的范本。王国维将《红楼梦》划归为"第三种悲剧",并赞其为"彻头彻尾之悲剧"。他对《红楼梦》悲剧价值的挖掘视角和研究方法与其西学背景密不可分,尤其与他对叔本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思想的汲取和融合有重要关联。

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以《〈红楼梦〉评论》与《宋元戏曲考》为中心的考察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首先从西方引进悲剧理论的学者,为中国后来的悲剧研究开了先河。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有一以贯之之处,但随着对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系统深入,其悲剧思想从受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到真正走进中国戏曲,从推崇出世解脱到看重"主人翁之意志",从结构上的机械认定到灵活处理,已然发生了转变、发展而进一步成熟了。

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观

《〈红楼梦〉评论》破惑传统《红楼梦》研究误区,王国维以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为出发点阐发自身的悲剧观,指明宇宙人生的悲剧性本质。《〈红楼梦〉评论》从内部精神角度论证《红楼梦》悲剧价值,以辨妄求真的论证精神否定单纯考证式红学研究。《〈红楼梦〉评论》虽存在无法回避的先天理论缺陷,却仍是红学史上极具启蒙意义的开先河之作。

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阐释《红楼梦》,是"新红学"初期重要著作之一。讨论了王国维的思想如何与叔本华理论、《红楼梦》产生共鸣,并探讨以哲学思想阐释《红楼梦》,该批评方法的优点及其不足。

《二月河妙解〈红楼梦〉》历史观浅析

《二月河妙解〈红楼梦〉》是二月河研究《红楼梦》的专著。书中对《红楼梦》的解读,一方面体现了二月河作为学者的严谨的历史观,注重文史互证、强调循环历史观、善于运用辩证的历史的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体现了二月河作为作家的丰富的想象力,长于叙事的能力被其灵活地运用到对元春、李纨、贾兰等人物的解读中。《二月河妙解〈红楼梦〉》具有两重性,即学者的理性与作家的感性、学术的严谨性与文学的虚构性。《二月河妙解〈红楼梦〉》为全面了解二月河的历史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令人耳目一新的《〈红楼梦〉新谈》

吴宓1917年8月18日赴美留学,先入弗吉亚州立大学英文系学习文学,1918年秋转入哈佛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师从著名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成为学校注目人物。1919年3月2日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请,作了一次关于《石头记》的演讲,使听者耳目一新,思索不尽……很受导师白璧德的称赞。

《张曼菱评点〈红楼梦〉》

本书是张曼菱多年来潜心于红学研究的结晶，为近来“红学研究热”中之奇葩。其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可谓字字珠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