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陶与提升——谈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本文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作了细密的解读,在此基础上,阐发了梁氏小说“四力”说中的“熏力”和“提力”对当今一些文化和艺术现象的针砭作用和启示意义。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贡献和双向影响——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理论贡献在于对小说与社会关系的双向认识;对小说文体的新认识和理论范式革新。从其影响来看,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它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性的发展,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关照。其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工具论的极端化;造成了文学创作中文体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古典小说认识的偏狭。对其贡献与影响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论和文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

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看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能和地位

本文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文本,结合《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划分为阐述理论依据,浅谈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社会和审美两大功能和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不可动摇的坐标地位。

态度之同与观念之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红楼梦评论》二文的比较研究,从中考察梁启超与王国维二人文学态度、文学观念的同与异:同主要是指文学态度之“同”,具体表现为面对“褒扬诗文、贬抑小说”(或称小说为“小道末流”)这一传统文学观,二人或显或隐地对此进行纠偏与反拨的态度具有一致性;异主要是指文学观念之“异”,主要体现在二人对文学的性质、功能等具体认识又存在显著分歧,并由此呈现出文学启蒙与审美的分野。

群己关系与乡村社会治理——基于《吕氏乡约》的文本阐释

《吕氏乡约》是北宋理学家吕大钧在蓝田推行的乡民自治公约,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它秉承儒家理念,将道德教化践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本文通过对《吕氏乡约》的文本分析,从群己关系出发,抽象地剥离出乡村社会中的群体与个体,发现群体是乡村自治的基础,个体是德治施行的对象。群体以"德"自治,个体以"己"德治,最终实现对群体关系的调和以及对个体行为的规训,并使得治理功能相互叠加且相互强化,最终形成了群己的有机融合,实现理想的乡村自治。在当前乡村振兴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重新反思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群己关系及其治理逻辑,对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良群治说与写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

改良群治说与写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陈健１关于解读历史，伽达默尔说过一段富有启发性的话，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释义说必须在理解本身显示历史的有效...

近百年来“小说界革命”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小说界革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从"小说界革命"是否是一场革命、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态度、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小说界革命"理论及其特点和影响等方面看,学界在纵向研究上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存在成果差异,横向研究上则既有不足也有潜力。

严复与梁启超的小说观之比较

谈到小说这种文体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学界通常认为促使近代小说进入兴盛状态的关键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小说思想的论文,如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等,提出“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界革命与新民救国、改良群治联系起来,对近代文学的发展确实产生多方面积极的影响。

探讨脑肠轴与从肺论治观治疗血管性痴呆研究进展

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aD/VD)发病率在痴呆病中排第二位,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是一种由于缺血性、出血性卒中导致记忆、认知和行为障碍的脑区血管低灌注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记忆力下降以及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包括失认、失用、视觉障碍、执行管理功能障碍、空间失定向以及情绪异常等。在脑卒中后3个月,大约每100例患者里面有15~30例患者发生痴呆。一项研究表明:与一般人群相比,卒中后1年中痴呆发病率高出近50倍。VD作为痴呆病种里面唯一可以防治的类型,早期药物干预具有可逆性。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数增大,VD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我国中老年人社会日常健康生活的关键因素。现认为血管性痴呆产生、发展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大多与胆碱能神经系统损害、突触改变、炎症反应、细胞凋亡等一系列结构与分子改变密切相关,但也有一部分研究开始关注其他机制如脑-肠轴(BGP)在血管性痴呆发病中的作用,中医认为,血管性痴呆病位在脑,病机包括肾精不足、痰浊阻窍、瘀血内阻等,既往多从肝肾论治。我们则认为,此病发生与肺气不足、宣发不畅、痰浊内生有相关性,故从肺论治,并针对其痰浊阻窍的关键病机,提出益肺宣肺降浊法治疗该病,同时结合中医理论,肺与大肠属于相互属络的脏腑,也属于表里经脉范畴,其疾病之间亦有联系,脏病及腑,腑病亦可及脏,可以选取脏病治腑、腑病治脏等治疗方法。文章通过分析现代医学脑-肠轴及脏腑属络关系与血管性痴呆等研究,探讨从肺论治血管性痴呆和脑-肠轴及脏腑属络关系的异曲同工之处。

吴趼人的小说观

吴趼人的小说观,在晚清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他是这样阐释小说之职能的: 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 为德育之一助云尔。 这样来立论,意味着他已脱出了梁启超“小说论”的窠臼。二十世纪开头,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继发表,认为提倡新小说可以改良群治、演进社会,甚至强调新社会必先新小说,视小说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服务之工具。此论一出:海内风从,为小说发展史开拓了一个新的纪元:把小说从茶余酒后消遣品的陈说中解放出来,刷新了大家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梁氏观点的功绩昭然,然而也显出了极大的片面性。“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出以来,三年的实践证明,单纯把小说视为政治的传声筒乃是形而上学的理解;小说应当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以它的美感作用撄人心。于是,小说界有识之士开始对梁氏观点的片面性表示异议,而提出异议最早者乃是吴趼人,他在1906年所写的《月月小说序》中说:

逃亡/还乡——谈苏童的小说

苏童的小说写作与逃亡/还乡的主题有着纠缠不清的联系。从早期的短篇小说《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开始,逃亡/还乡的主题差不多贯彻始终,一再突现在他的许多重要作品中。苏童对逃亡/还乡主题的执着与他对乡村/城市两组意象群落的倾注情绪之流的抒写形成一种相互映照的对应关系。在他的笔下。

技进于道,最是为难——评常小琥长篇小说《琴腔》与《收山》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启小说进入现代中国文学之要津的先声。他拈出四个字,曰"熏""浸""刺""提",视为小说得以"支配人道"的四种力量。有趣的是,这四个字却正像是常小琥小说《收山》里葛清传授制作烤鸭的四道工序:先将鸭坯挂上烤炉以果木熏之,其次转动鸭身使其遍体浸色,再刺一刀看有几分成熟,火候一到即可提出片肉上桌。如此看来,也许冥冥之中,有人早盼着烤鸭与小说有走到一起的时刻。

小说的文体特征、功能及其与五四文学变革之关联——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与晚清相比,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与五四一代的思想关联更为紧密。一方面,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包括对小说文体特征的重新认识("移人")、以及建立在这种新认识之上的小说书写内容的别择与功能实现等,后来事实上仍为周氏兄弟、陈独秀、胡适他们在讨论新文学的建设方案时所分享,为后来新文学阵营内部对于新文学的不同的探寻,提供了思想与逻辑上的起点甚或原点;另一方面,梁启超对于文学"移人"特性的揭示,以及通过"薰""浸""刺""提"四力的阐释而构筑起来的、以"情感"为纽带的作者—读者、写作—接受共同体的营建,为文学在时代启蒙工程中发挥独立的作用,提供了切实的方向与内涵,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生成的基础之一。

近代小说论家的成就与偏颇

在中国小说学的发展和形成中,近代小说理论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可以说,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真正地开始理论化了,而且明显地带着现代化的特点。当然,由于时代、环境和论述者本身所带来的局限和缺点,使其带有不成熟性和偏颇性。近代小说理论以当时的维新派首脑人物严复、梁启超等为开创者,特别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此时期小说理论的纲领性文章,因此其理论的“动机性”是十分明显的。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即以“动机性”为起点。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价值阐释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是包括文体形式、文学特性和审美鉴赏等内容的政治小说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遵循了一种文学的现实化原则,并体现出在审美需求和社会实用层次上的错位。“薰浸刺提”说在审美方法论意义上弥补了其小说理论价值取向的偏颇。

从《大清相国》看从严治吏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向下属推荐《大清相国》,这本历史官场小说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主要代表的清代大臣群相,再现三百多年前的官场风云。陈廷敬为官54年,先后任职于礼部、吏部、户部、刑部,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文渊阁大学士,73岁时病逝于相国任上。

《最后一课》在百年教科书中的呈现形态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提出：“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推进森林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与探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中央政法委将社会管理创新列为"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切实有效地做好"三项重点工作",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增强对林区社会治安的管控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森林公安工作的重点。

洞察形式,穿透本质

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有这样一句话：“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意思是说，知道是这样，但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也就是只知道事物的表面现象，不知事物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营销领域也存在很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知其然的人往往是跟风者，而知其所以然的人才是能够洞察本质、引领变化的营销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