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章适用于民事司法裁判:基于法律渊源理论的路径建构

作为公法规范的行政规章具有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效果,但由于一般法理学与部门法的观察视角不同,导致产生行政规章民法法源地位的认识间隙。在法律适用视角中,法律渊源是法官裁判约束力的规范来源。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适用的行政规章裁判民事案件的标准。回归到公私法划分的视角下,“效力渊源”与“认知渊源”的划分方法能够有效认识行政规章的民法法源地位,行政规章作为民法的“认知渊源”能够发挥补充性的功能。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指引,行政规章构成了“公序良俗”概括条款的内容来源,形成了判断公序良俗的权威理由,从而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

社会秩序局: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体制的完善途径——基于对北京城管的调查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在实践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对此,从行政法理论上应如何解读,如果保留该体制,以后应如何改革,其改革原则是什么等问题都是目前亟需澄清的。特别是如何运用正确理论,对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中的问题进行甄别,辨清其中哪些规定是好规定,哪些是该废除的规定,哪些是需要完善之处。本文在对综合行政执法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以行政法相关原理为指导,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与规制——治安法立法之视角

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宗旨上,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又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治安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张了公安行政执法机关之管理处罚权,规制了公安行政执法行为。

同一行为重复处罚的禁止

立法者为了保护法益或者确保行政目的的达成,针对某些具有危害性的行为制定禁止规定,并对于违反者实施一定的制裁。而对于国家制裁手段的选择,立法者在刑事立法裁量权时,对危害性较大的行为采用严厉的刑事制裁,对危害较轻的行为则采用较轻的行政制裁。然而,不论是何种制裁手段,都是国家对被处罚人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因此,应从实质规范的角度判断制裁方式的性质与目的,避免造成同一行为的重复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发展

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宗旨、办案理念、基本原则、综合治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适用、处罚程序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发展,应当深刻领会,有效实施。

论人性尊严在行政法中的适用——以法国1995年“投掷侏儒”案为例

人性尊严是人权的最高价值,也是人权保障的核心,更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人性尊严倡导只有人才是终极关怀,人决不能沦为国家或他人的手段或工具。人性尊严逐步演变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追求,后来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是贯彻该原则的制度保障。法国"投掷侏儒"案使人们认识到,法院可以不直接适用宪法中的相关条款,通过发挥其司法积极主义立场去拓宽行政法中抽象条款的含义来维护人性尊严。

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

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范围相当。前二者调整范围定位的专业优先理念印证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划定的科学性;在“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治安管理的处罚制度”等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前两者比较仍有很大可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治安违法行为主体之法定确认、治安管理处罚量罚之法定参考、没收之比例原则贯彻与对第三人补偿、罚款之分期缴付、停止与易科等方面。

辅警参与执法的困境与出路——以修改《人民警察法》为背景

辅警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现代社会为维护社会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辅警参与执法过程中,一概否定其具有执法权是不现实的,因此有必要在《人民警察法》修改时,明确辅警参与执法的权力范围。具体而言,可以赋予辅警辅助执法权,同时新增一款规定:警务辅助人员在参与执法过程中,除侦查讯问、行政审批、刑事技术等需要专门训练、依法授权、涉密程度较高的工作内容外,经执法民警许可,可享有辅助执法权。

治安处罚裁量权的扩张与控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裁量权的范围、方式与程度,从而也引发了关于这种扩张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公民权益,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控制与监督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必要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中行政裁量权价值的理性考量,在对比新旧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扩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有必要建立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位一体的监督控制体系来防止裁量权的滥用,督促这种权力始终运行在维护公民权益的最终价值轨道上。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在适用执法方面,如:是重秩序还是重处罚、第107条如何实现、部分法规条文的可操作性等问题,还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有效控制违法与切实保障权利的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我国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明显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与此同时,在有关这些权力的行使方面则又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加强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意在有效控制治安违法行为;而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运用,则是要防范公安机关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和强制权,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该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

治安管理处罚中的几个法律问题的探析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以来,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因此,为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和提高执法水平,有必要从实体定性、程序应用、执法操作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论治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程序问题、原因及对策

行政执法程序是依法行政的生命线。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在实施治安管理行为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受到执法程序的约束。目前，治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着诸多程序问题，我们应探求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思考相应的对策。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域外效力

法无明文规定、没有上位法根据、举重以明轻、人权保护和尊重行为地国法律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域外效力的主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域外效力会导致相关刑事案件侦破困难、规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多发、同样的违法行为不能同样对待和对违法行为地扩大解释牵强等问题。《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属人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双重优先性、尊重受害人意志和对"举重以明轻"的正确理解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应该有域外效力的根据。通过增加规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是治安违法行为、司法解释明确、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全面衔接和公安部解释等途径,可以具体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域外效力。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技术上的改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出台使我国立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该法并没有对立法技术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这便导致我国一系列行政法文件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缺陷,进而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法律文件的质量。《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一部重要的行政法文件在立法技术上较《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大有改进,主要表现在:合理处理与相邻法的关系;适当处置立法授权;酌情控制法规援用;严格规范法律用语;准确厘定调整对象;相对周延规制主体;明确框定裁量幅度;分层设置程序规则;全面拓宽救济路径。

“划分”与“碰撞”——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改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至少应当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即《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包括与宪法的关系、与刑法的关系、与行政处罚法的关系及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警察处罚权与其他行政处罚权的关系;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警察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等。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理分析

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基本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但该法改变了治安处罚决定由公安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模式,势必影响行政行为的权威性与行政目的的实现,而且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程度还显不够,没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普通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权利。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治安行政处罚的法律,一般称为违警罚法,它是各国保障其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工具。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使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以及处理相关治安问题时有法可依,对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维护治安秩序,需要多种手段,不单是处罚。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公安机关的执法实践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治安案件。只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行政管束、调解治安纠纷、量罚趋向轻缓,就能够体现立法宗旨,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的难点及对策

《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施行两年多了,它在尊重和保障人权、防止警察滥用职权、促进治安管理的法治化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两年多的执法实践中,也凸显了一些问题,既有立法层面的缺陷,也有运用中理解的偏差,既有实体规定方面的漏洞,也有程序规定方面的不足,从而给执法人员、公民切实依法保护权利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贯彻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对策,以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涉毒违法行为若干问题探讨——解读《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涉毒违法行为的立法与处罚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施行后,将成为公安机关处罚涉毒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该法继承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涉毒违法行为的有关规定,并在调整范围、处罚幅度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解决了我国法律在惩治涉毒违法行为的立法和适用上的部分问题;但仍存在立法上的遗漏和适用上的不足,应进一步制订实施细则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