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万历]永福县志》文献价值考述

作为永福第一县志,唐学仁、谢肇淛等人所修《[万历]永福县志》久于中土,仅有清钞本存留,且并非全帙。但幸运的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该志之明刻本。对全书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本志除对永福地理、沿革情况进行介绍外,还存有丰富的宋代佚文,且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又因福建多祠的历史传统,本志存有相当数量反映士人精神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佚文,这是本志较其他县志的独特价值所在,对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以及进一步窥探地方思想有所裨益。

河南南阳县旧志《(光绪)南阳县志》考述

《(光绪)南阳县志》是河南南阳县现存旧志中内容翔实、体例严谨的一部旧志。是志举纲带目,条分缕析,深稽博引,纠谬补遗,虽然在行文格式、编次等版刻体式上存在不足,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汇集自周至清有关南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资料,为研究者整理相关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叶春及与万历《顺德县志》

叶春及曾任惠安知县,以清官能吏著称。他在修志方面颇有成就,世人称"其矫矫有史才"。他所编纂的万历《顺德县志》,为顺德现存的第一本县志,具有地图精美、述论结合、善恶兼著、求实取精等特点。该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功能,不仅彰显了存史之功、资治之鉴、教化之用,而且还奠定了顺德地方史之基,对保护与整理顺德地方文献贡献颇巨。

万历《辉县志》补刻后印考——辨各目著录之失与所谓天启志问题

一般以为,《辉县志》自明至清凡修七次,其中明万历、天启二志仅孤本残存。实际上,河南省图书馆藏万历志为补刻本,其补刻至少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后,而所谓天启志并不存在,国家图书馆藏四卷残卷实为万历志之崇祯补刻本,相较前本,其中并有剜改,各方志目录、善本书目的著录均有待订正。从万历《辉县志》两种补刻印本可看到,志书历次重修之间存在诸多小型修补,这些补刻后印本也是方志纂修链条的一环,在编目和利用时应加注意。

万历《新会县志》版本考

万历《新会县志》,一般著录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笔者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的研究,认为该志当成书并刊刻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国图本是崇祯间增刻本,后经清人抄补。复旦本为顺治十六年(1659)补板重刊本。

万历青浦县志存轶考证

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旧志胶片中，有两个明代万历年间纂修的青浦县志拷贝，分别是青浦县志卷1至卷4和青浦县志卷5至卷8。当我们想把他们合成一部完整的县志时，却发现这两个拷贝并非出自该志的同一部书，而是来自两个不同复本。追寻这两个万历青浦县志残本的历史足迹，我们发现这两个拷贝的原书现在分藏于大陆的国家图书馆和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明万历《上元县志》、《江宁县志》文笔赏析

今南京、江宁地域，在明代分为上元、江宁二县，并同城而治。两县自明正德十六年(1521)编修县志，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上元县已逾72年，时易事更，缺未载者甚多。知县程三省延请李登(字士龙，一字舜庸，号如真生，上元人，官授湖北新野县令，精通六书小篆)、盛敏耕(字伯牛，上元人，才气横溢)、陈桂林(字孟芳，金陵人，以学行闻名)编修《上元县志》；越五年，即万历二十六年，江宁县知县石允珍亦延聘李登、盛敏耕和顾启元(字太初，江宁人，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编修<江宁县志>。

亡佚的明清时期南阳县旧志考略

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古代战略位置重要。1912年以前,南阳共修县志四种,分别为明《(万历)南阳县志》、清《(顺治)南阳县志》《(康熙)南阳县志》和《(光绪)南阳县志》,其中万历、顺治时期所修县志现均已亡佚。本文从编修者、编修时间及内容等方面对亡佚旧志进行考证。《(万历)南阳县志》由隆庆辛未(五年,1571年)科进士程逊于万历三年(1575年)编修,虽内容简略且未加"旁搜远稽",但该志创修之功不可没。《(顺治)南阳县志》由崇祯己卯(十二年,1639年)科举人李本泽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十六年(1659年)编修完成,其中部分内容可能触犯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利益。

清代南阳府名镇的经济性质

“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笔者在南阳府古镇的考察中,经常听到这句从清代流传下来的俗语。它表明赊旗店和北舞渡是清代南阳府著名的物资集散地,商业十分繁华。这两个镇是地区经济的集中点,它们的形成与发展,既受社会经济规律的制约,又受地区自然条件的直接影响。因此,对两镇的兴起、经济形态、经济性质的探讨,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分。它不仅揭示了清代河南市镇发展的某些特点,而且对现实河南乡镇经济的发展有所启示。

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新安县志》景印本序

明万历年间．新安县立，越十五年，知县邱体乾初修《新安县志》。予数读明、清二朝所修《新安县志》诸序文，感无量矣。“邑志，盖国史之遗，用以彰往鉴来也。”此乃修志者之初衷。所谓“邑志”。亦即本地县志也。明刊本《新安县志》已湮，唯于清刊《新安县志．艺文志》中可检得旧文一二耳。康熙戊辰．邑令靳文谟重修《新安县志》，《序》谓：“新安，弹丸小邑也。然佛堂门诸险，砥柱大洋，较虎门尤为扼塞。景炎驻跸．忠义之苗裔多流寓焉。”而欲以修志敷扬文物声华，以广教化之用。迨嘉庆二十三年．县令舒懋官宰斯地，重修《新安县志》二十四卷,刊成。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南阳县图》研究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南阳县图》未标注绘制年代及绘者信息,本文通过对图上信息的分析,考订出此图的绘制年代大致在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间。该图为光绪年间编纂会典舆图南阳府南阳县图的底图。通过与光绪《新修南阳县志》所载《县境全图》的全面比对,认为两者之间有着继承关系,《县境全图》的绘制者很有可能就是《南阳县图》的绘制者或参与者。《南阳县图》提供了光绪年间南阳县各村落名称及户口数据,为我们讨论该时期南阳县人口空间分布提供了可能。

宋代融州志、明代融县志编纂及流传考述

本文考证宋代融州志,明代融县志编纂年代、存佚时期等内容:融州《图经》出版年代不晚于北宋大观年间。融州《郡志》与融州《图经》各为专名。南宋融州《图经》刊行下限不晚于嘉定年间。明代天顺年间编纂《融县志》,为之前未经发现的佚志。万历《融县志》至清康熙时尚存。以总志、地方志、石刻等文献综合互证,补考广西旧志研究著述未详或缺略之事实,以个例探讨反映旧志研究尚有诸多可利用文献和深入研究的学术空间。

富川发现明代县志手抄本

最近，富川发现明代富川县志手抄本。一为明成化三年（公元１４６７年）田赋手抄残本；一为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１６１１年）县令张文耀三修县志手抄残本。共计３６页。该富川明代县志手抄残本为笔者从古玩市场购得。明成化三年富川县志手抄残本内容为田税界定，列大户１...

嘉靖《龙溪县志》的文献价值及其点校

一、现存最早的龙溪县志 现存的龙溪县志有六种版本，为： 嘉靖版：明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刊本。八卷。 万历版：为万历元年癸酉（1573）《漳州府志》摘抄本，六卷。 康熙版：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刊本，十二卷。

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

一、浙江是我国最早引种番薯的地区之一番薯又叫甘薯、红薯、山芋或地瓜,是明朝嘉靖、万历之际由美洲辗转传入中国的。关于番薯早期传入的地点,人们都往往列举福建、广东,以及经过印缅通道由陆路进入的云南省,很少提到浙江,有的学者还认为浙江种植番薯是后来从福建传入的。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值得商榷。1978年,美国学者何炳隶教授在《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越了以往的历史年代。繁荣发达的商品经济不仅对社会生产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与社会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干年来,商品经济在明清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问题,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却很少论及。

《方志考稿》(甲集)订误四则

《方志考稿》(甲集)(以下简称《考稿》),瞿宣颖著,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天春书社刊行。此书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地方志提要目录书。全书分6编,依次著录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山西(包括归绥道)、江苏八省一道方志600多种。所录省、府、州、厅、县志和乡土志,大多为清代顺治至宣统年间方志,少量为民国方志。

江苏安徽沿江平原的圩田水利研究(续)

四、圩堤修防同其它耕地相比,圩田的特殊性的根本在于圩堤,其优越性的存亡也取决于圩堤,圩田的重要地位以圩堤完固为前提。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的一次诏谕讲得好:“大江之壖,其地广袤,使水之蓄泄不病而皆为膏腴者,圩之为利也”。这里的“圩”即堤或圩岸。前述圩田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就是圩堤的重要性,“凡营圩田者,莫先子固堤”,“勤修圩岸,毋使江湖为害,是为要图”。讲到湖区亦是如此,“为田于泽,植土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