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藏乾隆《盐源县志》著者考

台北故宫藏乾隆《盐源县志》的著者在不同方志目录中著录内容不同,或指为杨丽中所纂,或称佚名。而据笔者考证,杨丽中实为乾隆六十年《冕宁县志》的编者。通观乾隆《盐源县志》的内容、嘉庆《四川通庆》与光绪《盐源县志》的相关记载,以及清代修纂县志的规定与惯例,可以认为:一、乾隆《盐源县志》成书时间为乾隆四十八年或四十九年;二、时任盐源知县的曾正浩为此志的主修者,纂者主要为县衙中的官吏;三、台北故宫博物院现所藏孤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抄本,应为誊写本。

(乾隆)《历城县志》纂修初考

(乾隆)《历城县志》是清代乾隆年间由时任历城县令胡德琳倡修、著名学者李文藻、周永年主纂的方志佳乘,开风气之先,启迪来者无限,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论述了(乾隆)《历城县志》的纂修缘起、纂修者李文藻的修志贡献,并爬梳后世学者对该志的评价,肯定其重要的方志学价值。

《(乾隆)富平县志》考述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吴六鳌、胡文铨纂修《富平县志》八卷,国家图书馆藏,刻本。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此志书为陕西富平传世的第三种志书,也是刻印流传最广的一部富平县志,编纂体例较为成熟。在清乾隆五年(1740)乔履信纂修《富平县志》基础上又续增记事至乾隆四十二年止,是研究陕西富平历史沿革、名人事迹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目前学界关于此志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就编纂者生平、志书版本、志书内容、文献价值几方面进行考述。

乾隆“天津府县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乾隆年间,随着天津设府,附郭天津县,天津的地位迅速提升,天津地区方志的编纂工作提上日程。乾隆二年(1737),《天津府志》与《天津县志》的编纂工作相继启动,由于二志内容上联系紧密,主要编写人员同时负责二志编纂工作,故仅设置一个书局。本次修志,地方官员高度重视,组建了完备的修志班底,修志成员同心协力,从而保证志书质量。二志体例完善并根据天津历史特点有所创新,内容详略得当,取舍有度,考证严谨,作为天津首部府志和县志,为天津此后的修志活动提供成功范例与经验。

方志所载历城史部文献情况析论——以乾隆《历城县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为中心

本文通过将乾隆《历城县志》与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所载史部文献爬梳分类,并将历城史著与济南府志所见史著对比考察,试图直观体现历城史学文献撰写成果的侧重得失,联系济南史著的整体风格,考量居文化中心的历城在济南地区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引领作用;同时,本文进一步把历城县与兖州府的文教之都——儒学祖庭曲阜县的史部文献进行多方位比较,展现在齐鲁两类文化传统的激荡下,于两县史学文献撰写方面的异同反映,以期揭示历城史部文献的特殊性,对历城史部文献产生并发展的原因提出合理的解释。

乾隆《庄浪县志》初步研究

清《庄浪县志》修成于乾隆三十四年，邵陆纂修。《庄浪县志卷十四·职官》所载：“邵陆，浙江宁波府瑾县举人。二十二年任。二十四年旱荒，请帐恤并请截陕粮五千石以济之二十五年军需。息年谷登，告养回籍。三十二年仍补原任。三十三年承修城垣，新筑南壅城，改门向东。三十四年推升四川宁远府会理州知州。公莅庄两任，勤政爱民，鼓励学校，纂修县志，至今士民感戴不忘。”

《(光绪)东安县志》为王闿运所纂考

晚清湖南名士王闿运曾纂《东安县志》,当今学者多认为其书已遭毁版或者佚失。论文通过考察现存《(光绪)东安县志》版本、内容特征和相关文献,考证此志即王闿运所纂。

乾隆《环县志》价值台议

高观鲤纂修的乾隆《环县志》,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开启了环县方志文化传统。志书体例精当,刻印精雅,编纂所用基础资料来源明确,内容详实;志中系统记载了环县的历史沿革及建置变化情形,尤其详尽记录了明清两朝环县社会经济和风土民情,为后世保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对环县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旅游开发溯源等研究有着重要文献参考价值。

弘治、乾隆、光绪三部《句容县志》纂修经过及其启示

披阅明弘治、清乾隆、光绪三部《句容县志》的续纂经过,对编修新志有所启发,特记叙,供参考。句容,从汉武帝封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党为句容侯(公元前129年)至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侯甍,遂置县,属丹阳郡(今安徽宣城),至今已二千一百一十一年。但县志始修于何代、先后共有几部?尚待进一步考证。据《弘治句容县志·序》(以下简称《弘治志》)说:“……句容之地,密迩南畿,自吴至陈,世历六朝,其间或华夷竞起,或南北对立……”,“句容虽旧有志,誊本差讹,载事简略,观者憾然”。

乾隆《闽清县志》史料价值探析

地方志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乾隆《闽清县志》是闽清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地方志,该志保存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信息,为研究闽清县的经济发展、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等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

乾隆《历城县志》史误举例

清代乾隆年间历城知县胡德琳主编的《历城县志》,历来评价很高。当时学者们作序,认为其“考核之精,皆有非他志所能及者。”新近出版的《济南名士多》,也推此书“发凡起例以及考证行文等,都达到了当时的高水平。”今年五月我们校对了其中所引的正史资料,则发现错误频多。现列举三类,并附以订正:

康熙、乾隆《中江县志》简议

民国以前，中江有五部县志，且都修于清代。因当时刻印甚少，且晚清以来，历经动乱，公私珍藏，悉成灰烬，其中的康熙、乾隆版，今皆难觅原本；

清乾隆版《荥经县志》特色赏析

370多年前．时任荥经县令的张维斗登上位于县署内的景行楼，眺望四周，浮想联翩。向南，想起七擒孟获。万片苦心；向西，清溪大渡关，韦南康、李卫公攻破南诏。打败番人；向东，眉山邛州。三苏文章，鹤山理学；观近处，羊肠九折，回车叱驭……他在担心叛乱、偷抢和百姓流离失所．担心穷苦人衣衫破烂、面容憔悴、食不果腹，担心出现心怀伤痛、负屈含冤、无处申冤而囚禁将亡之人。楼前李树林立，桃花盛开，观望八方而内心却充满忧虑，越发思慕贤达．进而警醒自己，竭力勤政为民。

清乾隆版《石泉县志》评介

北川建县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唐太宗贞观八年(634)析北川县地置石泉县，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并北川县人石泉县。民国三年(1914)，因四川省石泉县与陕西省石泉县同名，且陕西省石泉县设置在先，便将四川省石泉县复名北川县。

鄱阳湖流域水利纠纷与地方秩序——以乾隆年间江西奉新、靖安两县洋壕堰文案为例

近些年来,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水利社会史研究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广泛重视。在探讨明清时期的水利纠纷方面,学者们或从生态环境的视角出发[1],或从水权争夺入手[2],或关注水利系统中反映的道德价值观念[3],或从水资源的产权属性角度分析[4],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方法和理论模式,为我们开展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嘉庆《泾县志》评议

(一)嘉庆《泾县志》的由来 泾县(位于安徽东南部)修志始自南宋,宁宗嘉定年伺知县王栐首倡志事,撰成县志十三卷,其书早佚。明代凡三修:正德年间泾人左顺撰志八卷。成化丙申(1476),曹迁撰成增志十卷,赵昌为之校正。嘉靖辛亥(1551),王延幹受知县邱时庸礼聘,主持志事,越数月而志成。该志凡十一卷。明代三志,惟嘉靖《泾县志》尚见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入清,《泾县志》又经三修。顺治年间知县孙登第奉部院李日芃檄令,聘举人王云龙、赵时可等纂成县志一部。乾隆十八年(1753)郑相如私纂《泾县志》四十五卷本行世,人称《郑志》。《郑志》采用纲目体,纲仿《春秋》,目仿《左传》、《谷梁传》、表志列传则取法班马。

谈《嘉庆合肥县志》

记载合肥地方史事的方志,流传最广的,当首推嘉庆九年合肥知县左辅纂修的《嘉庆合肥县志》。左辅,江苏阳湖人,字仲甫,一字蘅友,号杏庄。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嘉庆五年以知县官合肥。左辅很重视县志,认为“时盛时衰,治之流也;何以盛,何以衰,治之源也”,而“教养之术,因时地而异,其施以求得所宜,必知其邑古今受治之盛衰、得失、沿流、积渐之故”。他的这种和方志名家章学诚一脉相承的“史为经世”

毛泽东主席谈《荆门县志》

1960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武昌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荆门县委书记梅白同志谈话涉及到史志工作,具体谈到了荆门县志.谈话中,毛主席高屋建瓴,以他独具的政治家、战略家眼光,对县志的撰修及其应用作了精辟的论述;对清朝乾隆年间和光绪年间撰修的两部<荆门县志>作了提纲挈领的对比;对"不重修志重修衙"的不良官风进行了批评.

乾隆年间广东的农业发展高潮

在中国古代史上,广东出现过两次堪称农业发展的高潮时期.一次是明朝中后期,一次是清朝乾隆年间.后者又超过了前者,成为广东农业发展的顶盛时代.清初,广东农业之从高潮滑向低谷,使农业经济的商品化进程遭到极大的破坏.其主要原因在于从顺治到康熙初二十多年间战争和迁界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战争而论,顺治年间广东人民的抗清战火燃遍全省各地,且长达十余年,而李定国亦于顺治九年(1652年)、十年、十一年三次进入广东抗击清军.清朝军队的烧杀掳掠,使许多地方“井里萧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