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在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特殊意识的文学已成为常识,但是,文学对经济的能动性往往被研究界所忽略。在许多时候,文学并不是消极的被经济所决定,如文学研究会在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在商务印书馆从诸多方面影响了文学研究会时,文学研究会也一直主动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当商务印书馆妨碍文学研究会实现自身的宗旨时,文学研究会则努力突破束缚。双方长期合作,是双方成功平衡各方利益和诉求的结果,在双方冲突、妥协、磨合的过程中成功平衡了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冲突。双方形成了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借重、制约,形成均势的复杂关系。这是在现代文学市场中形成的现代文学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新型机制。这种新型机制作为民国文学机制的一部分,是研究者触摸民国文学历史脉络、探究中国文学现代化规律的一个窗口。

略论文学研究中的文学观

文学观是对文学最基本的认识,虽然没有绝对标准的文学观,但深刻、独立和稳定是一个衡量研究者文学观的重要标准。文学观对文学价值判断、文学史认识和研究方法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研究者需要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人生体验,需要循序渐进的理论素养,还需要大量的文学作品阅读,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和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积累。只有感性与理性结合,阅读与思辨相融,才能形成深刻而独立的文学观,为文学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石。

性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纠葛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

“本土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土化与中国学术研究转型”这一命题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即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从本土化的立场、视野、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开拓学术研究的空间,建立学术研究的“中国范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应重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在国别联系日益深入的今天,“本土文化”与世界必然发生深刻的关联。本土化作为学术研究的立场、视野和方法,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关注的问题会有所差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我想通过两个问题对“本土化”作一讨论。

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的学术启示

学术研究建立在文献与学术史两种根基上。学术史既是原始文献的再度解读,又包括理论建构的研究前沿。回顾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不仅可以熟稔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理论重构,重新认知历史上曹操“外定武功”的真实人生、“内定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可以在历史研究的曲折过程中发现历史人物的权力与道德的悖论存在、意识形态的时代与传统的二元张力、文化思潮的立新与破旧的“批评焦虑”以及文学研究的印象与整体的不同认知。通过历史研究重新发现历史,才可能在理论观念上有所突破,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

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研究的问题与路径——从《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谈起

在中国文学研究学科体系中,古代文学部分对文献史料重视度最高,近现代文学部分次之。而在当代文学部分,不少学者持有隔代修史的观念,因而对文献史料重视度相对要低一些。不过,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学者们也在不断强化学科的文献史料建设。在唐沅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吴俊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等现代文学史料成果出版之后,张光芒教授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下文简称《汇编》)2023年8月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汇编》的编辑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件大善事。

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作为方法的“典型现象”——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与启示

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是钱理群学术研究的重镇,他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领域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实验。“典型现象”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受到鲁迅与王瑶的启发。“典型现象”研究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方法,呈现了钱理群对文学史认识与把握的独特理解。作为一种方法论,“典型现象”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论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研究的互文性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民间文学资源与儿童文学读本、儿童文学创作的关系方面。在现代学科发展史上,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与儿童文学研究都发端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学科间互文共建的基础。虽然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具有学科分野,在现代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阻碍了互文共建,即儿童文学学科重点关注作家文学作品,而民间文学学科重点关注中下层文学,在中国建设民间文艺学,贴近民众的生活和文化,成为民俗学研究的一部分。但是,从两学科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看,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互文共建势在必行。一方面,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者需有意识地加强两个学科的互文共建,共同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共同促进跨文化对话,讲好中国故事,为提升文化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学术史视角下的客家民间文学研究

客家民间文学作品需由空间地域、时间线性、讲述者与讲述内容等四个要素来界定,客家民间文学研究的边界也由此而确定。客家民间文学研究伴随客家历史文化研究而来,总体而言起步晚,除客家歌谣取得重要成绩外,客家神话、故事传说、民俗言语等方面的研究很薄弱,成果较少。客家民间文学研究有其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其研究视角多样化,重视从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展开,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已形成补正史之不足、闽台比较研究、民俗实证研究等学术范式。

体例谨严,求实出新——评《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

魏晋是文人文献整理的繁荣时期,各类型的文献整理蔚为大观。与之前的文献整理相比,魏晋文献整理的文学色彩较为浓厚。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文献整理和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互动共生的关系,双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张振龙教授等所著《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研究》一书,对魏晋文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部魏晋文学研究的力作。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研究范围、认识意义与文学价值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是丝绸之路西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西行文献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珍贵资料,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部分组成。其中,出土文献以简牍、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中的西行资料为主,传世文献则以西行记为主。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涉及西北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文学、军事、民俗、天文地理、山川物产等内容,多角度反映西北地区的历史变迁、自然和社会风貌,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地方性知识和图景的书写与记忆,拓展了作家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情境,丰富了文学表现的手法,完善并确立了行记文体的写作范式,重绘了中国文学地图,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文学价值。

文化多元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评《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中国当代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化元素的同时,也需要在本土文化的根基上找到新的生长点。这就要求研究者与教育者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有本土情怀,能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准确地把握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和价值。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书,对此作出了很好的回应。作者对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带来了新颖的视角。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启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培养新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办学模式方面,侧重“小而精”的培训,招生计划、教学安排、师资队伍配备等体现了培养工农文学新人的诸多努力与创新。办学理念方面,既自由活泼,鼓励讨论争鸣;又严肃紧张,突出政治规训。办学质量评价方面,尽管人们常常诟病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的大作家和创作的名作品少,但综合考量其办学目标定位、生源质量与培养成效,大体实现了办学初衷,且对20世纪50—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始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生态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去熟悉化”的若干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问题和方法,但需要以“去熟悉化”的研究对现有经验进行再陌生化处理,反思、质疑、修正文学史建构和文学批评中已经累积的成果,特别是文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观念、方法、逻辑和论述等。“完美理性”推测“有限理性”、文学史发展脉络、文学史结构以及整体性论述等问题尤其值得重视和讨论。

论宁调元文学创作对《庄子》的继承与发展

宁调元自幼喜爱《庄子》,其思想情感及艺术创作亦深受《庄子》影响。在其文学创作中,宁调元不仅大量引用或化用《庄子》的寓言和词语,而且还根据反清革命的需要,继承和发扬了《庄子》批判现实、崇尚自由、砥砺志节、淡泊生死的创作思想和比喻、对比、比拟、夸张等表现方法,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其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时间起始、空间场域与参照性问题——基于“年代学”的一种思考

九十年代文学在当下日益明显地受到重视,以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但真正按照年代学理论对之进行探讨的,似尚未有之。本文据此,从时间起止、空间范畴和参照性等方面展开考察,其意是想从最基础和最基本问题切入,来表达对如何规范和推进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想法。而这些研究,不仅具有学科自律的意义,而且也内在地蕴含了对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判断及其对九十年代性的理解。因此,应该有必要引起重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角与路径创新——评斯炎伟《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

目前,当代文学研究正不断向“深水区”迈进。此前的当代文学研究,更多的是面对作家、作品,较少涉及史料,这是因为学科比较年轻,史料积累并非重点。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历史化”转向①——研究当代文学的路径,不再仅仅是对文学现象和思潮的评论,还有了对史料的挖掘和研究,这也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逐步成熟。实际上,这个转向不难理解,因为随着“当代”所涵盖的时空后延,进行史料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便是自然而然的事。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全新认识“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本文在探讨外国文学研究作为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视角,应根植于中国现实,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以战后日本作家笔下的热爱和平、以和为贵的中国形象为例,深度阐释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经过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以博大的胸怀,善待和救助被日本政府抛弃的日本侨民,展现了中日两国由于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带来了迥异的国家前途和各自的民族命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并借以批判和否定了日本的现代化道路。

全球化: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共时性叙事与关联性修辞

“全球”与“世界”相似,并非天然存在、不证自明的范畴。虽然全球史研究者可以将跨洲际的交流上溯到公元10世纪,但是,对全球图景的想象和有关全球化的表述,直到20世纪初才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进入公共话语①。根据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的考证,全球化真正形成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品格,并且在学术研究领域“火爆流行”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