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瑷珲县志》研究

民国《瑷珲县志》始纂于民国七年(1918年),成书于民国九年(1920年),凡十四卷。这是瑷珲地区第一部官修地方志史书,编纂者为瑷珲知县孙蓉图。该志在体例方面仿照《呼兰府志》,多有创新,编纂极具特点。详细记载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族关系等史实,为研究当地的经济发展、民族风俗、中俄关系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论民国《云阳县志》的移民文化书写

重庆市云阳县是明清时期移民进出川渝的要道,也是移民聚集的重要区域。民国《云阳县志》对本县自古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移民情况有详细记载,主要包括移民家族书写与统计、移民事迹和移民文化习俗三个方面。分析民国《云阳县志》有关移民文化的书写,不仅有助于认识区域社会在特定时段的发展变迁,也能深入了解三峡移民文化的特征。

建构“地方众人之书”:曹允源与民国《吴县志》体例

在民国《吴县志》体例的确定过程中,总纂之一曹允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民国《吴县志》分列图、表、考、传“四体”,是对章学诚“六体”说的继承与损益,这主要表现在“去纪去略”和表体“分类相从”。民国《吴县志》体例的特点与曹允源主张扩大地方政治参与的观念有密切联系。

民国版《同安县志》出版

由厦门市同安区地方志办公室校勘、标点的民国版《同安县志》于近日正式出版。该志系民国18年（1929）由吴锡璜修纂．共42卷、96．5万字。

魏声和纂修民国《宁安县志》

近代东北地方史志专家魏声和,曾以新闻为业,就学于著名地理学家曹廷杰,并志同道合,师承默契,而青胜于蓝。既有西方地学新形式,又有我国传统的方志、舆地、游记、方隅史的兼长,别开生面。

晚清粤东妇女集体自杀事件与地方族群社会——以民国《丰顺县志》为中心的讨论

清末的粤东韩江沿岸接连发生妇女集体自杀事件,死亡上百人。本文试对此事件进行文本解读,阐释其内在特点和作为社会失范的性质,进而力图揭示围绕这一历史事件、社会失范现象所展开的社会控制,以及它所蕴含的地方族群社会特征。

民国刘赞廷西藏《昌都县志》的版本源流、编写特点与文献价值

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方志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刘赞廷以"历边十四载"的经历纂写了第一批以县为单位的西藏方志十余部,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昌都历属西藏门户,是刘赞廷务边期间多次驻扎之地,故本文以刘赞廷编撰的《昌都县志》为例,回顾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的编纂缘由,通过对《昌都县志》内容的梳理,重点探究该志书的版本源流、编写特点与文献价值。

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反映的定海方言特点

文章考察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反映的定海方言的音系特点,并与现代定海方言对比,探寻90年来定海方言语音的变化。变化体现在声母和韵母两方面。声母方面的变化有:1)现代定海方言不分尖团,《定海县志·方俗志》记录的定海方言分尖团;2)现代定海方言知组三等和章组的今读与《定海县志·方俗志》不同。韵母方面的变化有:1)《定海县志·方俗志》中的■i、■u类韵母在现代定海方言中消失;2)现代定海方言止摄、蟹摄开口知三章组读撮口韵的字数减少;3)《定海县志·方俗志》入声韵有四套,现代定海方言只有三套;4)《定海县志·方俗志》中的e、ie、ue、E文读韵母在现代定海方言中消失。

文本、权力与话语——《民国化平县志》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本文通过对《民国化平县志》的历史人类学的话语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方志不仅是传统历史学的"文类",更是一种权力生产的文本话语,这种话语是国家、地方与民间话语之三种权力层级的顺势合谋与应时利用,是大写的"王朝"或"国家"、"地方"与小写的"个体"之权力对话创作的文本。作为话语的文本表明历史的记录与写作不只是一种知识能力,更是一种知识的话语权力。历史的研究(包括方志学)若仅凭"史料"的引证而忽略"史料"背后的语境、国家或地方权力的层级与配置、话语者"身份"的解析,就可能会陷入权力的陷阱。那些超越特定历史语境的所谓的真实的、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或者说它作为"标准"的历史知识其客观性、真实性只存在于特定的权力语境中,不论是"正史"还是"方志"都是如此。

民国《续修惠民县志》的修纂与评价

民国《续修惠民县志》是在从清末到民国惠民县社会发生巨变的背景下,经阎容德提倡,遵奉山东省政府通令而完成的地方志;它在结构上采用分纲列目体,内容上详近略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现实关怀,展现清末民初惠民的真实情态、地方特色和社会变迁;然而是志还存在目录与正文内容不一,同一主题内容分见不同卷次,部分内容重复,个别细目设置有待商榷等问题。总之,《续修惠民县志》可谓是一部体例完善、内容丰富的地方志,其不足之处主要由于客观环境不允许而导致的,是时代限制所致,不能遮盖其应有的价值。

民国绍兴县志编纂始末

民国元年（1911）,山阴、会稽合为绍兴县。国民政府倡议各地纂修方志,先后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等条例。绍兴县也随之成立绍兴县志采访处、绍兴县修志委员会予以相应,但时局动荡,战事不断,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未有一部正式的绍兴县志出版。

《安次县四种旧志丛书》评介

《安次县四种旧志丛书》以《(天启)东安县志》《(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的初刊本为底本,以《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本为对校本,对四部珍稀旧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校注。该整理历时六年方始告成,现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项工作,无论是对安次县志本身的文本存传,还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弘扬,或是对地方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20～30年代云南边疆官员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辛亥革命——以民国《马关县志》撰稿人的倾向为例

在民国《马关县志》众多撰稿者的心目中,1908年的河口起义和三年后的辛亥革命地位都不高,极少成为关注和歌颂的对象,特别是河口起义反而被多数撰稿者当做"叛乱"对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这场革命虽然推翻了让人不满的清王朝,但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进步,反而使国家和社会在革命后陷入了长期军阀混战、匪盗横行、经济和各种社会事业走向衰败、民不聊生的境地,在此背景下,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对这场革命评价不高自然在情理之中。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回顾革命十年、二十年后经历者和见证者的感受,对于革命及其作用的理解无疑会更加深刻。

《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出版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李小平研究员、曹瑞芳研究员合作校注、临县史志办主任张海红审订的《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一书于2010年12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民国《寿光县志》载《藜照堂野史》考证

经考证,《寿光县志·艺文志》中记载的《藜照堂野史》一书,与新发现的《卯金野史》为同一本书。详细论证了《藜照堂野史》与《卯金野史》书名不同的原因;简要叙述了《藜照堂野史》与《卯金野史》残本的主要内容,考证了作者的姓名、籍贯、年龄。

试评[民国]瑷珲县志

《瑷辉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是一部记载今天黑龙江省黑河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的志书,是黑河地区漫长历史的缩影。《县志》共有两种。一种是未著纂修人姓名,记事至民国二年的抄本,内容过于简单。一种是民国九年撰成的十四卷铅印本,因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在民国初年编修的地方志中堪称上乘,是黑龙江省的一部重要地方志,是研究黑河地区历史、中俄关系史及整个黑龙江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本文就此志谈谈个人看法。《县志》主修孙荣图,字镜忱,瑗珲县知事。编修徐希廉,字述之,曾为瑗珲县议长,编修《县志》时任库玛尔路协领。县志编纂始于民国七年秋,民国八年脱稿,民国九年四月印发。一、体例较完备。

地方书写与文化表达:民国《夏河县志》的编纂与边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外来者张其昀、夏河县长李永瑞和甘籍学者朱允明先后修成《夏河县志》,记载了地方社会概貌。在体例和内容上,它们与传统的典范方志和民国政府官方修志"典范"各显差异,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时代转型的印痕,凸显了文本的边缘性。但它们建构出了具象化的"地域",反映了夏河位处边疆地区的属性,强调了民国时期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深入边疆社会的时代特征,彰显了方志书写者富含关心和建设边疆的现实关怀。《夏河县志》的地方书写流露了夏河成为"华夏之域"和一直是"边疆地区"的双重表达,蕴藏了文本书写存在的矛盾和张力。

方志所载历城史部文献情况析论——以乾隆《历城县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为中心

本文通过将乾隆《历城县志》与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所载史部文献爬梳分类,并将历城史著与济南府志所见史著对比考察,试图直观体现历城史学文献撰写成果的侧重得失,联系济南史著的整体风格,考量居文化中心的历城在济南地区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引领作用;同时,本文进一步把历城县与兖州府的文教之都——儒学祖庭曲阜县的史部文献进行多方位比较,展现在齐鲁两类文化传统的激荡下,于两县史学文献撰写方面的异同反映,以期揭示历城史部文献的特殊性,对历城史部文献产生并发展的原因提出合理的解释。

民国时期德州区域县志的编纂及其特色

辛亥革命后,德州区域各县修志差别较大,因各县具体条件不同,编纂者的立场观点和水平不同,志书修纂质量参差不齐。多数志书适应了时代的进步,充实了新内容,采用了新体例,但也有一些县志基本上延续旧志,少有新意。少数肯下力气搜访资料,内容详实,多数搜访资料功夫欠缺,内容简陋,但都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当事一方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

地方志与社会史研究——以《民国平凉县志》为例

地方志作为综合记录一地地方事务的志书,不仅完整参与了一地地理社会和人文社会的建制沿革与发展变迁,也较为全面地构成了一地历史记忆的文字保存方式。仅从其占有地方全史资料的角度讲,地方志对一地社会史研究价值的实现便不可估量,而透过地方志,更可见社会百态。《民国平凉县志》作为《中国地方志集成》当中一个极小的构成部分,于此便可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