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袁州府志》與《永樂大典》所存南宋《宜春志》考辨

宋代《(寶慶)續修宜春志》的部分内容保留於明清袁州方志中。其流傳線索有二,一是嚴嵩編《(嘉靖)袁州府志》時對文淵閣“嘉定志”的利用,二是嘉慶、道光年間,袁錫光從《永樂大典》抄出“嘉定間《袁州志》”,成為編修《(道光)宜春縣志》、《(道光)萍鄉縣志》、《(道光)萬載縣志》的材料。這兩種“嘉定志”實際上都是《(寶慶)續修宜春志》。李榮陛《厚岡文集》對《大典》中的《宜春志》也有所引用,但與袁抄本並不存在傳抄關孫。明清袁志中源出宋志的唐宋詩文,可補《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之闕,並有助於進一步推考《全唐文》篇目來源。

史林漫步 两套《道光·东阳县志》编修之始末

历来尊师重教、重视乡土文化建设的东阳,历百年＂康乾盛世＂,除编纂过一部《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外,再也没有组织人员编纂过东阳县志。一直到道光二年（1822）,才开始着手《道光·东阳县志》的编纂工作。历经曲折,最后成就了中国县志编纂史上的奇闻佚事——同一时期发行出版了两套《道光·东阳县志》。

列女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道光《乐清县志》为例

在传统中国,方志编纂者出于维护伦理道德秩序与满足现实需要的考量,往往将本区域内“节烈可风”的女性纳入书写范畴,同时也进行着女性形象的再塑造,以达到敦风化、固人心等目的。为凸显女性的形象特征,道光《乐清县志》的编纂者将列女分为才媛、烈女烈妇、节妇、孝女孝妇、贞女五类,展现出以节孝为主、范围有所扩大等实施策略,呈现出不同于学者已经认定的取材标准逐渐窄化的认知。与此同时,当地依托文本、器物等有形载体与传说、信仰等无形载体,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列女事迹传播体系,促进了统治者推崇的国家意志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道德规训对社会风气的塑造。

方志舆图制作中方向处理的个案研究——以道光《紫阳县志》的舆图为例

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是方志舆图制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对方志舆图进行研究一项重要内容;对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的方法及原则进行探讨应具有一定数量的、遵循同一制图原则的方志舆图;道光《紫阳县志》中的31幅舆图则可以满足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方法及原则探讨的需要;道光《紫阳县志》舆图方向处理的方法实际上体现出了以高为上或以山为上的方志舆图方向处理的原则,这是一种经验性的方向处理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于探讨乾嘉时期乃至明至清代中前期方志舆图的方向处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永川县与《永川县志》

永川县(今重庆市永川区)始建于唐朝大历十一年(776),是名副其实的古县。在古代时期,永川县曾经前后3次修纂县志(清乾隆版、清道光版、清光绪版),而且都是在清朝时期。清光绪《永川县志》,较清乾隆、清道光《永川县志》可谓后出转精。清光绪《永川县志》虽然有过两三次影印出版,但一直没有被整理出版。新推出的清光绪《永川县志》整理本,是一个便于广大读者阅读的普及本。

道光《重修仪征县志》的价值分析

道光《重修仪征县志》是古代仪征最后一部县志,同时也是仪征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县志。它成书于咸丰二年(1852),由时任仪征县令王俭心监修,刘文淇、张安保等人总纂,在保留了旧志的基础上,又多方征引其他文献,经过多人努力共同完成,今存有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该志体例严谨,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学价值,是研究仪征地方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道光《重修金县志》研究

道光《重修金县志》是甘肃榆中县现存第一部纲目体地方志。纂修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纂修者恩福时任金县知县,满洲镶黄旗举人,对康熙《金县志》纂修上的问题,认识深刻、直切要害。为革除《金县志》“因陋就简,粗略残缺殊多”的弊病,纂修出了一部有裨于治理、教化、存文的优质志书。体例方面,《重修金县志》沿袭道光十三年《兰州府志》纲目体,扩充条目,细化类别,增强志书结构的逻辑性、系统性;内容方面,《重修金县志》以《金县志》《兰州府志》“金县”条资料为基底,大量增补新资料,包括实地搜采的一手资料和辑录自他书文献的金县资料。

简评道光《镇番县志》

镇邑之地(今甘肃省民勤县)不仅历史悠久,专门记载该地人、事、物的方志出现的也较早。该邑于顺治、乾隆年间各纂修过一部志书,至清道光时已是第三次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方志的纂修工作,志书的体例和内容也渐趋完备,但也有不总之处。

道光《繁昌县志》简析

道光《繁昌县志》编刻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由时任繁昌县知县的张星焕主持编修,现存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铅字重印本。该志以崇祯十四年(1641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康熙十四年(1675年)以及乾隆十六年(1751年)所修繁昌县志为基本史料,在吸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多方征引其他文献,经多人努力共同完成。道光《繁昌县志》体例严谨,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繁昌一地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府县同城志书记载的异同——以清道光《徽州府志》《歙县志》为例

市、区同城，很多内容重叠，在修志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市志与区志的关系，曾引起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者的探讨。同样，古代志书也存在府县同城的情况，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和歙县同城，其修志过程中是怎么处理的呢？本文以清道光《徽州府志》和道光《歙县志》为例进行探讨，以期对当代修志有所借鉴。

浅谈《乐至县志》（清·道光版）整理与探究

旧志整理工作是一项艰难而繁巨的工程，乐至县通过对《乐至县志》（清·道光版）的整理进行了一些摸索和思考。本文通过对《乐至县志》（清·道光版）整理的缘由、处理方式、过程的探讨，旨在为旧志整理探索出一条新道路，提出一些新感悟。

《乐至县志》（清道光版）点校稿评审会召开

10月30日，《乐至县志》（清道光版）点校稿评审会在蓉召开。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到会指导并作讲话，会议由乐至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卿松主持。资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庞明、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尹波、省志编委省情信息工作处相关同志及乐至县参与点校人员参加评审会。

同治《巴东县志》和道光《晋江县志》自然灾害资料比较研究

地方志是一定地区的“地情书”，综合记载了一个地方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面貌。然而方志的地区性特点决定了不同地区的方志有其自身的特点，编纂有其自身的特色，本文通过对地理区位差异较大的湖北巴东县的同治《巴东县志》和福建晋江县的道光《晋江县志》中自然灾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揭示共同历史背景下不同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差异性，以及灾害资料记录背后方志编纂水平的差异。

《方志考稿》(甲集)订误四则

《方志考稿》(甲集)(以下简称《考稿》),瞿宣颖著,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天春书社刊行。此书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地方志提要目录书。全书分6编,依次著录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山西(包括归绥道)、江苏八省一道方志600多种。所录省、府、州、厅、县志和乡土志,大多为清代顺治至宣统年间方志,少量为民国方志。

宋继郊和他的《东京志略》

清人宋继郊编撰的《东京志略》稿本,今藏于河南大学图书馆,是辑录宋代至清以前关于开封资料的一部巨著,它对研究宋代的东京,价值颇大,曾为国内外的宋史研究专家们所珍视。为了使宋继郊的这一稿本不致年久佚失和湮没无闻,我们正在对它进行整理,准备刊印出版。这篇文章,仅就宋继郊其人及其《东京志略》作一简要的介绍。

广东方志发展史略

地方志是记载地理与人文的综合性著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地方志的内容丰富,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其体例章法等方面独创一格,它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及自然地理现象和资源等方而,被称为地方的“百科全书”.广东地方志发展的历史,是我国方志发展史的构成部分.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原因,广东早期的方志是受中原的影响而逐步兴起的.隋以后,修志工作逐步走上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进行,因此广东方志的纂修,基本上是遵循国家的命令而进行的.

鄂西州及长阳、五峰古佚方志考略

地方志书群,是一座丰富的资料宝库,我国修地方志书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大约起源于先秦时代,其后即绵延不断,代代修纂。至两宋,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文化领域之内,修纂地方志书的组织工作完备,志书本身的体例也成熟定型。明代修纂地方志书蔚然成风,清代则达到极盛,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多少兵燹！遭受了多少劫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直至今日,我们还能拥有十万卷八千三百多种地方志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刘裕元墓志考释

对位于迎泽区马庄镇新沟村的刘家大院进行调查过程中,悉知刘家后人在迁徙祖坟时,从"刘公坟"里发现一通墓志。墓志字数虽不多,但通过碑文,结合史籍记载,我们对刘家及其先祖有了进一步了解。

钱开震主修第一部梨树县志

梨树县的第一部县志是1885年(光绪十一年)线装版的《奉化县志》,主修人为梨树县的第一任知县钱开震。钱开震,字少如,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生于1837年(道光十七年),卒于1912年(民国元年),终年75岁。路槐卿在《梨树县志》(伪康德)中撰文有如此评说:“公性强毅后,节操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