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重要精神及其对完善中国非遗法治建设的启示

对非遗保有主体权益的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其他基本文件中蕴含的重要精神。中国自加入公约以来,在非遗法治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对非遗保有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权益保障不够充分等问题,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修订和相关法治建设中,确立保有群体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代表性传承人的权益保障,关注他们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并在保有群体和外部使用者、开发者之间建立非遗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以期更好地调动各方保护利用非遗的积极性,实现非遗保护传承的共治共享。

积分制下居民公约的循环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武汉市D社区的调查研究

居民公约是构建和谐有序睦邻社区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凝聚着公共意识和家园观念。针对社区治理的顽疾,武汉市D社区通过盘活辖区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建立积分兑换的物资超市,利用积分制实现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的结合,激发了社区居民践行居民公约的内生动力。在居民公约的践行过程中,抓住党员与孩子这些关键群体深入家庭内部,使居民公约“活”起来,同时通过抓重点家庭、重点方面、重点事项,让居民公约这一“软制度”激活基层治理新动力。从而,最终形成“谋求资源服务居民-积分激励居民参与-获得更多资源与力量服务居民”的循环运行模式。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立场与核心问题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草案的出台及经联合国特设委员会投票通过,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阵营不懈努力的成果,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当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前提,贯彻打击网络犯罪的基本立场:扩大公约草案所主张的定罪范围和适用犯罪,并进而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影响力;抵制或限制以“数据控制者模式”为特征的单边取证模式的适用,积极推广我国刑事证据出境审查工作机制,探讨基于数据主权的跨境调取电子数据解决方案。

欧洲鳗鲡(Anguillaanguilla)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后产业发展现状及对中国鳗鲡产业发展的启示

欧洲鳗鲡(Anguilla anguilla,以下简称欧鳗)是世界最具商业价值的鳗鲡品种之一,自欧鳗被纳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附录Ⅱ后,欧洲各国加强了对欧鳗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欧鳗产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梳理了欧洲采取的欧鳗保护与管理措施,从资源状况、捕捞状况、养殖状况和休闲渔业状况综述了欧鳗产业的现状,分析了欧鳗加入《公约》后对产业的影响以及产业面临的挑战,以及面对日本鳗鲡有可能被列入《公约》附录Ⅱ的形势,欧鳗产业发展对中国鳗鲡产业的启示。提出以下建议:中国应加强开展长期性、基础性日本鳗鲡资源调查评估;加强鳗鱼资源的保护与增殖;全力以赴突破日本鳗鲡的全人工繁育技术;加强与日本鳗鲡相关国家的渔业合作;开发日本鳗鲡可替代苗种资源,不断完善、提升鳗鲡养殖技术。

鳗鲡产业发展现状及日本鳗鲡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影响分析

鳗鲡是中国重要的特色淡水养殖品种之一,鳗鲡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在国内外市场上深受消费者欢迎。通过研究中国鳗鲡历年养殖产量情况、各地鳗鲡养殖产量情况、鳗鲡进出口情况和鳗鲡资源管理情况,阐述了鳗鲡产业发展现状;剖析了日本鳗鲡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结合国际形势分析了欧洲鳗鲡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管理后对中国鳗鲡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了如果日本鳗鲡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管理,可能给中国鳗鲡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最后,对中国鳗鲡产业未来发展提出了短期建设建议和长期建设建议,为中国鳗鲡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到案制度下的“查明义务”

不到案制度旨在实现到案国与不到案国诉讼地位的平等,法庭通过履行查明义务实现对不到案国的保护。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在确立管辖权以及其他程序性规则上存在特殊性,法庭需要结合实践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的条款,才能厘清查明义务的内涵。判断法庭是否充分履行了查明义务,不仅需要从形式上考察法庭履行查明义务的方式,还需就法庭对有关证据的适用和相关条款的说理进行实质性分析。

《香港公约》规则解读与影响分析

为了帮助船舶业界实施《香港公约》,对《香港公约》规则要求,以及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制定的相关配套实施文件进行梳理,对《香港公约》对当前船舶有害物质控制以及拆船厂的可能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研究成果可为船舶业界实施《香港公约》提供一定参考。

《纽约公约》下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实证研究——以我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为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参与的涉外仲裁不断增加,中国法院正在积极推动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纽约公约》明确将缺乏有效仲裁协议列为公约成员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之一。2001年以来的中国法院以仲裁协议无效为主要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实践,具体涉及当事人主体适格、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仲裁机构约定等因素存在瑕疵。涉外当事人应高度重视法院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注意仲裁协议主体、形式、内容的有效性,避免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更好地保障争议解决程序的进行。

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解决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国际法问题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意见程序中,小岛屿国家希望通过国际海洋法中海洋环境保护规则的解释和发展推动其他国家承担更多具体的气候变化减排义务。其焦点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项下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为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义务提供具体履行评价标准。《公约》第192条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一般性义务,并可以通过与其他国际法义务的系统解释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及其履行标准提供参考。但是,《公约》第192条的解释和适用必须考虑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特殊性,必须以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所设定的义务为限度,考虑国家各自的能力和发展需求,促进《公约》与全球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协同治理。

《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框架下我国海事立法的完善

《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目前开放签署,该公约致力于解决船舶司法出售效力跨境承认问题。为做好我国加入公约的衔接准备工作,聚焦我国海事立法体系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与公约存在冲突之处,尝试对冲突原因与制度优劣进行分析比较,并提出国内法的完善建议。在实体法层面,对公约及我国法下司法出售船舶可否获得清洁物权效力做进一步明确,并对我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立法建议。在程序法层面,聚焦司法出售通知书的通知范围、司法出售的移交确认程序、船舶注销登记与重新登记程序等关键问题,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船舶登记条例》的修改提出完善建议。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好最大同心圆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着凝聚、导向、整合的功能,起着形成共识、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为之而奋斗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要在所有中国人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共识,汇聚正能量。寻求最大公约数,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离不开统一战线独一无二的功能与作用。

SOLAS公约修正案对船舶安全系泊的履约要求分析

为降低船舶系泊作业人员受伤风险和有效预防系泊操作事故,IMO通过了MSC.474(102)决议并修订了SOLAS公约相应条款,安全系泊要求成为公约强制要求。介绍SOLAS公约要求的修订情况,分析船舶系泊设备合理设计布置和选型要求,以及在船舶营运中对系泊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的要求,为安全系泊履约提供指导和参考。

海洋塑料污染国际法规制及中国因应——以“全球塑料公约”谈判为视角

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愈发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通过海洋塑料污染国际法规制对海洋塑料污染问题进行治理已成为缓解海洋塑料污染危机的重要方式。海洋塑料污染国际法规制在经历了生成和发展阶段后,正在进入“全球塑料公约”谈判的关键阶段。结合已有“全球塑料公约”四次政府间会议谈判内容,其争议焦点主要体现在对塑料全生命周期管理方法的采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的平衡、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全球合作的实现和“全球塑料公约”执行保障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在后续“全球塑料公约”谈判进程中,我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强化我国在“全球塑料公约”谈判中的议题引领作用。同时,我国还可以“全球塑料公约”谈判为契机,适时推动东海、南海海洋塑料污染区域性立法进程,加强我国与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中的双多边合作,并为全球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贡献更加有效的国内立法实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强制调解的适用问题研究

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一项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政治方法,强制调解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兼具政治和法律方法属性的强制调解在解决海洋争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充分尊重当事国主权与意愿的前提下,通过规范化程序的运作,为争端解决提供有效建议。在使用强制调解解决海洋争端的过程中,明确可适用及应排除的争端范围、确保调解委员会应有的职权以及提升调解报告影响力,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强制调解的效能,从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现海洋和平安宁。在其他争端解决方法成效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强制调解可以为海洋争端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化及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的实施为背景

新加坡商事调解从中国式和马来式调解为代表的传统调解发展成为独立的商事调解制度,实现了商事调解国际化的发展,为我国商事调解制度构建提供了完整的路径参考。同时,新加坡是条约的首个批准国和生效国,在调解程序构造、适用标准、救济方式和救济申请程序等方面与《新加坡公约》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新加坡颁布《2020年调解法案》,落实该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并采用了双轨制衔接路径,为我国如何与《新加坡公约》衔接提供了经验参考。

欧盟:2024年各国难以就全球塑料公约达成一致

欧盟表示,各国难以按计划在2024年年底前就塑料污染处理问题达成一项全球性塑料公约的目标。该谈判始于2022年,在“是否对塑料产量进行限制”上一直存在分歧,可能无法在2024年11月底韩国釜山举行的会议上就塑料污染治理达成一项全球性决议。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约60个国家要求在条约中设定塑料产量上限,但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则反对这种措施。按目前的谈判情况来看,2024年11月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INC5)上也很难结束该谈判。

居民公约与基层治理融合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正面临结构性的冲击和价值理念的挑战,需要积极寻求新的价值理念传递方式及探索多元化治理的协同机制。居民公约作为有效整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形式的纽带,可以在基层治理的转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促进文化与法治的结合、实现多元治理的统一、加强内外部治理的协同及深化传统与现代治理形式的融合等。为充分发挥居民公约的衔接功能,需要以其作为融合载体和内外部连接的桥梁,通过集成传统智慧、规范参与程序、统合多元治理策略,以及建立层次化的公约体系和推广数字化的传播与协作等,应对当代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升基层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和协同性。

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农药领域的主要举措与成效

2004年5月,《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全球生效。我国同年正式加入该公约,全面履行公约各项义务,淘汰、消减和控制所涉及的各类POPs物质。今年正值公约全球生效以及我国履约20周年,本文从参与公约谈判、制定管理政策、完善国家标准、开发替代技术、开展履约调研、完成履约目标等多方面分享了20年来我国农药履约的主要举措与成效,并介绍了3个典型案例,提出了下一步工作重点和未来展望。

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问题研究——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通过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搭建了法律框架,也意味着限制调解成为国际商事争端主要解决方式的障碍得以消除。实践中,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涉及确定执行管辖权、明确执行条件和规范执行程序等诸多问题,通过分析《公约》制定过程中的立法动因并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的相关做法可以使相关问题一一明晰。同时,为了使《公约》在中国真正“落地”,我国应借加入《公约》之契机,加快商事调解立法进程,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和解协议内容,推动个人调解机制的发展,并加强对虚假调解问题的规制,以期优化国内营商环境、维护商事主体利益,促进我国商事调解事业发展。

教育惩戒背景下高中班级公约的制定与实施策略

高中学生的惩戒问题敏感而棘手,班级公约具有重要的惩戒价值,有助于破解教育惩戒落地的难题。制定班级公约惩戒细则,要基于民主协商的原则,遵循提出实施问题、丰富惩戒方式、初定惩戒规则和上报备案等基本路径。班级公约的实施,要做到:立足学生整体发展,严格执行落实;结合学生个性发展,弹性差异实施;关注学生持续发展,及时跟踪评估;面向学生未来发展,化惩戒为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