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眼中的“他者”——浅谈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医

中国本土的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从50年代起本土人类学研究又几乎停滞了30年。作为几十年后的新一代学者,面对历史性的损失我们更有责任感和紧迫感来发展学术研究。国外汉学研究的记录和成果成为我们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文化人类学具有先天的跨文化研究的学科优势,用来研究中医,有助于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桎梏,清醒地重塑文化自豪感,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位、寻求发展。

“地方之上”的人类学——20世纪前期学人眼中的大理社会与民族志叙述

20世纪前期在云南大理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依托于特定的社会情景与知识场景,这其中蕴含的人类学与地方间的"双向阐释"之复杂关系,不仅是回顾民国时期学人的学术实践与认识西南地方社会之关键,也对当代民族志视野拓展的问题给予深刻启发。

智能传播中的人类行动者

在智能传播活动中,各种人类主体与各种智能技术共同构成了全新的行动者网络。在与智能技术的互动中,人类行动者的角色、行动方式、作用机制和话语权力等也在发生变化:普通个体成为与机器融为一体的传播单元,他们既是人机一体的赛博格,又是增强的内容生产者和人机交流的主导者,同时还是机器的学习对象与训练者,他们也成为智能应用中新的权利主体;各种智能技术的开发者是机器的核心形塑者,他们既决定着机器的行为模式,主导着机器的价值观,也应该成为机器风险的主要防范者;平台运营者既是机器的代理者与筛选者,是机器加持下的新权力中心,同时也是机器风险的调适者;媒体等专业内容生产者则面临着话语权不断被削弱的局面,他们需要通过角色的再定位与专业性重塑来护卫人类的价值观与人类的价值。

人类健康权的实现及其限制

在公共卫生危机的背景下,每个人的健康都不可能是孤岛。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方法的经济治理模式与以权利范式为中心旨在保护所有人健康权的法治治理模式逐渐成为公共健康治理的双重标准。人类整体对健康的诉求成为人类健康权形成的动因,但“人类”与“健康”均是较为复杂的概念,其准确的法律规范意涵和实施机制亟待探寻。我国《宪法》中本就有国家保护健康的明确规范,2018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正式入宪,在规范层面进一步提供了重要的整体性支撑。但若将人类健康权看作法学上的规范概念,则还需要对国际和国内规范进行整合解释,以厘清其内部构造,明确其权利限制,进而对人类健康权在立法过程中遭遇的平衡困难、在公共决策中的跨代利益冲突以及司法救济机制中健康请求权的不确定性等限制因素进行识别并反思。

湖泊流域生态系统演化对人类世研究的重要意义

人类世可能成为一个全新的地质时期,以描述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目前已被广泛讨论。湖泊及流域生态系统作为与人类社会最密切的地球单元之一,受到人类活动显著影响,相关研究成果能为理解人类世做出贡献。本文从湖泊流域生态系统和人类世本身特征为切入点,讨论了湖泊及流域生态系统演化对人类世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湖泊具有相对独立的整体,清晰的内部作用关系、完备的理论支持和时空数据支撑,能够为人类世地球各圈层交互作用提供研究框架。湖泊流域生态系统演化的稳态转换与地球环境进入新的地质时期具有诸多相似之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界定人类世开始时间、总体特征以及演变过程和机制。本文指出人类世湖泊及流域生态系统演化研究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并提出了对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东的实践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既需要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考察全球的变化发展,更需要用全新眼光和思维看待和思考同样发生着重大变化的中东,进而抓住中国中东外交的新机遇。在重大变化方面,美国以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并将中东作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区域。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中国“填补权力真空”,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限制于低端层次。中国不认可美方关于战略竞争的定义,继续稳步推进既定中东政策,同时积极回应来自美方的围堵打压,维护自身利益。在外交新机遇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加强能源合作,遵循“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构想,准确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并推动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承担着大国责任。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度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治理,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逐渐成熟,中东安全治理进入新时期。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中国生态敏感性的影响分析与改善路径——基于响应曲面法

生态敏感性是指生态系统对外界干扰的反应程度。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日益加剧,二者分别以单独和交互作用的方式影响生态敏感性,进而暴露出整体或区域性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因此,厘清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并分级进行改善,有利于提升地区生态环境的韧性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该研究以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基于2001—2020年的气象、遥感和统计数据,构建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和生态敏感性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提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因子,利用响应曲面法(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RSM)分析各地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单因子及交互作用对生态敏感性的影响,并以包含生态和气候敏感性的复合敏感值为依据,划分优化区、管控区和治理区,探究了敏感值较高的治理区的改善路径。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敏感值在时间上呈波动下降态势,2001—2020年总体下降了2.2%;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布局,与2001年相比,2020年重度敏感及以上的省份数量减少了7.1%。(2)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人口规模对不同省份生态敏感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受单因子影响的省份占比分别为77.4%、67.7%和54.8%;因子交互作用中,负交互效应占比为69.6%,说明大部分因子对另一因子影响生态敏感性的效应产生反向作用。(3)为减少气候变化对生态敏感性的负面影响,针对治理区内自然条件和发展速度不同的区域,需要有针对性地协调经济发展或人口增长,以确保在生态承载范围内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云南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

深入理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变化的驱动机制对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本研究基于MOD17A3/NPP产品数据,采用线性趋势分析、Mann-Kendall显著性分析、Hurst指数和二阶偏相关分析,探讨云南省2001-2021年植被NPP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未来持续性以及植被NPP与气候条件的关系。采用偏导趋势残差法分离和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PP的影响。结果发现,空间上,2001-2021年云南植被NPP年均值南高北低。不同植被类型NPP值(单位:gC∙m^(-2))从大到小依次为:林地(1106.7 gC∙m^(-2))、灌木(964.4 gC∙m^(-2))、农田(946.6 gC∙m^(-2))和草地(878.8 gC∙m^(-2))。植被NPP随海拔上升先增后降。(2)在研究时段内,植被NPP年均值为1020.8±30.7 gC∙m^(-2),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出现在2010年(950.0)和2019年(1062.1)。植被NPP呈显著增加趋势,增加率为2.1 gC∙m^(-2)∙a^(-1)(p<0.05),增加和显著增加的面积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70.0%和26.3%。不同植被类型NPP的增加率(单位:gC∙m^(-2)∙a^(-1))从大到小依次为:草地(4.1 gC∙m^(-2)∙a^(-1))、农田(3.5 gC∙m^(-2)∙a^(-1))、灌木(2.8 gC∙m^(-2)∙a^(-1))和林地(1.3 gC∙m^(-2)∙a^(-1))。Hurst指数均值为0.60,植被NPP未来变化趋势持续增加和由减少转为增加的面积占总面积的55.5%和9.3%,表明大部分地区植被NPP未来仍将持续增加。(3)2001-2021年云南省平均气温显著增加,降水和太阳辐射波动减少。大部分地区植被NPP与气温、降水和太阳辐射正相关,气温对植被NPP的影响大于降水和太阳辐射。(4)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云南植被NPP变化的相对贡献率分别为27.1%和72.9%,正贡献的面积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9.4%和64.6%,相对贡献率>60%的面积占比分别为12.7%和73.4%。大部分地区人类活动对植被NPP的影响大于气候变化。云南植被改善主要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的影响,植被退化则主要受人类活动主导和两者共同作用的影响,生态保护、恢复工程对云南植被改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人类文明发展看区域阻滞技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人类文明发展简史和对疼痛的认知人类社会发展最早期的原始社会可能长达二三百万年,这一阶段人类学会了使用工具和用火,大大提高了原始人类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只用了几千年,这一阶段农业快速发展,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人类发明了文字,之后数学、天文学、医学、宗教和哲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生态人类学眼中的“生态灾变”

20世纪提及的生态灾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由于我们面对的现代人类社会不仅民族文化多元并存,而且主流学科体系分化极其细密,生态灾变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学科、不同学者间在理解上分歧较大。为此笔者想从多元文化并存的角度出发,对生态灾变的实质作一个深层次的透视。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逻辑进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具有战略性的伟大构想,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和解释框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中,共同体理念与文化构建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共同体理念决定文化构建的起点及其发展导向,而文化构建在文明论意义上对共同体理念加以约束与调整,使得共同体理念契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共同体合法性的生成和确证是同一过程,社会共同体及其文明发展观在“人类主体”维度上的现实生成体现了人类共生关系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表现形式,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指导,形成了“世界性”的文明特质,在目的维度上指向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历史性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历程及理论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站在世界全局视角提出的顶层设计,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性问题的中国答卷。中国对共同体的认识和发展根植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中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是对中国历年发展成果的经验总结,呈现出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当代运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的理论特质,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逻辑延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世界性,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凝聚人类文明新共识、形塑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双向耦合:智能时代的教育取向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为核心的智能技术对教育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人工智能在辅助师生在教育认知、教育思维、深度学习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亲人类”“为人类”“利人类”功用,促进了教育全方位的高阶发展。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发展态势,人类必须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拥抱机遇、趋利避害”,努力地选择它、使用它、导航它、超越它。而超越“类人性”的人工智能,教育应当自觉增强人类的主体地位,强化“人性本真”的“自然智能”,强调人类自然智能的自觉性、道德性、主体性和意志性。人类智能不是对人工智能的抵制和防御,而是要通过积极的努力,达成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高度契合、相得益彰、双向建构、耦合共生的格局,促进教育发展在人性与智能之间构建人机共强的良好生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与话语实践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要使其科学内涵与世界意义在国际社会获得准确理解与广泛认同,必须加强国际传播工作。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需要在精准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并从话语构建、话语转换和话语传播三个向度入手,反思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提高中国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立德树人目标下医药学专业《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复制》课程思政探索

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高校的立身之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新医科背景下,随着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医学教育也应顺应时代需求。

日记的教育价值——朱永新与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艾伦•麦克法兰教授的对话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记不仅是教育生活的记录方式,它也在历史研究和文化塑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有关日记在个人成长、家庭传承、历史研究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本文通过朱永新与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艾伦·麦克法兰进行的对话,重申了日记在作为教育生活的记录方式、作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促进师生成长的行动路径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教育价值,并解释了撰写日记的主要原因以及介绍了周记、月记、书信等日记的其他补充形式,最后结合新教育实验共读共写共同生活的理念提出了共同体写作的日记写作形式。

培育国家忠诚与构建人类情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双重使命

在民族国家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回应国家发展和应对全球挑战的双重使命,彰显了本土化与全球化、国家视野与人类情怀的融合与张力。经由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国家利益关切的教育,最终走向国家忠诚、民族情感的教育,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要求;同时,促进世界视野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培育,推动全球危机应对、人类共同繁荣视域下的人类情怀的发展,也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主题。基于此,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坚持培育国家忠诚与构建人类情怀的目标导向,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价值内容创新,推进情智交融的爱国主义教学,探索知行合一的爱国主义实践,从而更好地培养兼具国家忠诚与人类情怀的时代新人。

苏珊眼中的体育人类学——美国学者苏珊教授访谈录

苏珊教授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体育和奥林匹克研究专家,长期担任密苏里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她曾于1985-1988年在北京大学和北京体育大学学习汉语,因此有着一个亲切的中文名字——包苏珊,1986年她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北京市参加中国大学生运动会并获得女子七项全能金牌。2007-2008年聘为北京体育大学富布赖特学者,曾经被《纽约时报》《中国日报(英文版)》聘为特约撰稿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刊《体育科学》外籍编委,撰写学术著作包括《为祖国锻炼身体:中国道德秩序中的体育》《北京奥运: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体育人类学:身体,边界与多元政治》《中国女性与男性气质》《奥林匹克在东亚: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在世界体育的中心舞台》,并翻译出版了何振梁夫妇的自传《何振梁与中国奥林匹克之梦》,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多篇研究中国体育问题的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文明新能量的增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体现出当代中国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使命和担当。文化构建需要正确把握主体性原则,超越认识论层面的主体认知限度以汇聚人类共同意识,探寻符合人类普遍利益的共同价值。人类的共同价值内蕴着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公共性特质,公共性体现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存在状态,公共性的凝合过程构成了共同价值生成机制的具体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相互融合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超越了认知主体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价值维度上致力于凝聚指向公共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新能量。

青藏高原人类工程活动强度定量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变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人类工程活动,而人类工程活动又会对青藏高原脆弱敏感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基于能源工程、社会经济发展、交通路网等数据,结合青藏高原科考实地考察情况,旨在建立一套县域尺度下的青藏高原人类工程活动强度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层次分析法及专家打分法,结合各类空间分析方法对各指标因子赋权,并以县域为单元探讨青藏高原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人类工程活动强度时空变化,全面科学地评估青藏高原人类工程活动强度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以能源工程建设强度、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强度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强度3个一级指标和10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建立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很好地反应研究区人类工程活动强度在空间上的分异。2)评价表明,2000—2020年间青藏高原整体人类工程活动强度呈增强趋势,且增速不断加快;3)青藏高原人类工程活动强度东西部差异明显,受资源配置和人口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西宁和拉萨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人类工程活动强度方面呈以“西宁-拉萨”为轴线的中心区域向外不规则递减的空间格局;4)人类工程活动强度的增加与青藏高原地区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和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能源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长,使得人类工程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不断增强,表明其对生态的影响也逐渐增大,在大力开发能源和建设工程时应重点关注和保护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