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讨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孙晓娅:即将出版的《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6·新诗研究卷)在编辑方针、栏目设置等诸多方面做了调整,虽然"新书推介"栏目有所保留而且依然作为我们着重发展、建设的部分,但是我们的侧重点不仅仅是"推荐",在审慎筛选推荐著作。

《女神》: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新诗集——中国现代文学重点内容辅导之一

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1921年8月,《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它以崭新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震惊了文坛,开一代诗风,其影响和意义,都远远超过了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如果说,《尝试集》是现代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那么《女神》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新诗集;如果说,《尝试集》是现代新诗的开端,那么《女神则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系统揭示近代诗歌自身发展中冲破格律和白话化的趋势,试图探寻中国诗歌由古典格律诗到现代自由体的嬗变过程,进而描述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从这种诗体嬗变的内在联系和总体特征着眼,不沿袭新诗尝试始于胡适的传统观点,认为新诗的发生当从上世纪末的“新学诗”起始,其后经过“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共四个发展阶段,终于完成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过程,使新诗的探索与尝试由量变走向质变,从而迎来了现代诗歌的新时期。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方言入诗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白话新诗史论的论著中，都离不开对方言区诗人胡适的研究，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将历史的笔触延伸到晚清的“诗界革命”，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到底如何看待这些富有歧义的历史划分与联系，从新学诗到初期的白话诗，一路的发展。其演变的基础和价值如何估计？白话如何包容方言，而方言如何与旧诗决裂，帮助新诗从旧诗中“脱胎”？

“新中国”爱情诗举要与女权主义走势

新中国成立后,爱情诗创作一度沉寂,爱情只能在“劳动”、“革命”主题的掩映下略有表现。进入新时期,经由朦胧诗人的倡导与实践,爱情诗创作在主体精神、表现形式上取得了长足进步。2 0世纪90年代,在女权主义思潮推动下,爱情诗在回归本体诗美、女性意识觉醒的同时,也走入了一些粗鄙、媚俗误区。

论丘逢甲诗中的“新中国”思想

丘逢甲既是清季抗日保台运动倡导者,又是一位"缘情"、"言志"发之于诗的"新中国"运动的先驱。他内渡后,本着"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耻"的认识,使"念台"情和"新中"志在"我亦思乡更忧国"的情怀中得到连接和统一。丘逢甲诗中的"欲新中国"的思想包涵追求维新立宪和转向共和两个层次。他深感清廷立宪"时机已失",遂"促同志行革命事",推动广东"独立",并参与民国肇建,呼唤"中华民族此重兴"。丘逢甲的"新中国"思想至今仍是推动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

本文对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先生创立的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从探索过程、立论基础、基本观点、影响和缺陷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论析和评价。

关于我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本文对作者写出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一书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概要的说明,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新中国以来研究者视野中的湖湘诗派

王闿运及湖湘诗派在近代诗坛上有其独特的地位,但1949年以来对于王闿运及湖湘诗派的研究未能客观、深入地进行。特别是各种文学史对于王闿运及湖湘诗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误区。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客观、深入地研究王闿运及湖湘诗派,仍是目前古典文学研究者探讨的重要内容。

20世纪20年代“新诗集”序跋中的新诗本体观

诗集序跋历来是记录与传播诗歌本体观念的重要载体。20世纪20年代,许多诗人或评论家借助“新诗集”的序跋,描绘他们建构新诗本体的诸种理想:就诗形而言,既倡导以诗体大解放为核心的自由体新诗观念,又不忘对新诗格律体的探索;就诗质来说,从“情感”“经验”“真实”等入手,多向度地规训新诗的思想意蕴与精神品格;就诗言而论,致力于破除旧诗“雅言”体系,确立以白话和方言俗语入诗的语言范式,同时对新诗“诗家语”做出初步探讨。草创期的“新诗集”序跋及时总结新诗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着重阐发新诗本体观念,有力推进了新诗创作与读者接受。

《中国新诗编年史》笔谈

刘福春著《中国新诗编年史》(上下卷)于2013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65万字,用编年体的形式详细地纪录了1918年1月至2000年12月发生的有关新诗创作、出版、活动等史事,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展现了上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和问题,填补了此类著作的空白。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诗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报道和评论。谢冕先生评价说:"《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出版是中国学界、特别是中国新诗研究界的一件大事。这部学术巨著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中国新诗史料工作的新高度,而且标志着新诗百年历史研究的新高度。刘福春对我们的启示不仅是在学术的层面,而且是在人生和事业的层面,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以毕生之力勇往直前、坚持始终。他是真正的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他以一人之力,造百年之功。可以说,《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出版不仅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奇迹。"为进一步探讨这部著作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并在与会人员发言的基础上整理了这一组笔谈。

威廉·福克纳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发生

新时期以来,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中国文坛引起了作家们的普遍关注,引发了“福克纳热”。从新时期作家对福克纳作品的接受来看,其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与《我弥留之际》阅读面和接受度最高,其次是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喧哗与骚动》在新时期文学中影响尤其深远。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天地对中国新时期“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的发生起了催化作用。一方面,它激发了新时期作家的现代民族意识和寻根情结,对新时期“寻根小说”在本土经验的表达、地域文化的挖掘和反思以及文化根性的揭示等层面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以“世界文学”的视镜激发了新时期作家的现代民族意识和寻根情结,使其认识到文学惟有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并对其优劣进行现代性的审视和反思才能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意识流表现手法以及多角度叙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福克纳文体风格,这对新时期小说的“文体革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内化为新时期小说多声部叙事结构范式,深化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旨意蕴。基于中国文化和语境的视野和经验,中国新时期作家的主体性选择使其在对福克纳作品借鉴中存在着接受变异,创作出了兼具“中国气派”和“世界性元素”的文学佳作。

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一、新中国成立前研究状况的简要回顾我国学界对莱蒙托夫的译介开始于鲁迅、茅盾和瞿秋白。鲁迅早在1907年所写《摩罗诗力说》中就肯定了莱蒙托夫在奠基俄罗斯近代文学上的作用，指出他在反抗暴政上比普希金更彻底。此后他还在编文集《坟》时确认莱蒙托夫等“立意在反抗”的诗人对我国青年推翻帝制的鼓舞作用。

还原稚萌真相的祛蔽与正名——读赵亚宏《〈甲寅〉月刊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有着一个较为复杂的酝酿期,在各种新文学史的著述中,在酝酿期为新文学的发生起到一定推波助澜作用的史实往往被忽略,《甲寅》月刊就是这样一个被忽略的存在。赵亚宏博士的论著《〈甲寅〉月刊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的出版有着还原稚萌真相的祛蔽与正名的贡献。

音乐剧《中国蝴蝶》剧本和剧诗创新分析

剧本和剧诗是构成歌剧、音乐剧的基本要素,对于作品的艺术表现起到决定性作用。作为取材于《梁祝》的原创音乐剧《中国蝴蝶》来说,其在剧本和剧诗方面,既遵循一般的艺术创作规律,同时又表现出了鲜明的创新性,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

《记忆》(叙述诗)——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我出生后的第一个记忆，是《七七》事变日寇的烧杀掠夺我的母亲抱着我呀，为活命东藏西躲，四处奔波。

深入和成熟: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极为繁复,以《新诗歌》派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论与以《现代》诗派为代表的走向综合的现代主义纯诗诗论之间的论争呈现出主流风貌;而它的支流很庞杂,主要有印象主义诗歌理论批评、现代解诗学、心理原型诗歌批评、"新批评"诗歌理论批评和新诗史研究。它们的合力使得在20年代确立起来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体系走向深入和成熟。同时,3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在接受前苏联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和方法上,比起20年代来,面更广、力度更大,而且自觉意识也更强;因此,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现代性表现得更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