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嬗变·经验: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探析——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化解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有着深远影响,为我们党的早期革命话语奠定了基调并提供了指引,是党的革命话语启蒙。围绕引导化解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革命话语经历了“原义出场转义延伸新义开辟”的语义嬗变,实现了从“暴力革命”到“建设”和“改革”再到“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指向跃升。在此过程中,党的革命话语积累了诸如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导向的方法、守正创新的思维、贴近群众的风格等丰富的话语生成与运用经验,这些可以为构建引导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革命话语提供借鉴。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青年》革命话语构建研究

作为党的喉舌,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在“社会革命”和“国民革命”互动的前置语境中,诠释了革命的对象、主体、阶段、前景、道路与重点等一系列基本要素,支撑起革命话语体系的完整内容样态。这一革命话语构建的社会过程,遵循着以社会实际为话语资源,以革命意识形态为话语核心,以强势话语为话语输出形式的内在生产逻辑。

澄明、镜鉴与探索: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权的建构

十月革命激发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推行“俄式革命”的热情。革命话语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引领广大民众开展革命事业的重要基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借助十月革命这一标志性历史事件说明时代环境和世界潮流的变化,同时回应了关于苏俄社会主义的怀疑和误解,论证说明了“俄式革命”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从多个角度为“俄式革命”移植中国创造了条件;借助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成功范式,结合中国社会实情,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指导思想、主体力量、领导核心、基本方式等关键问题,进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权的建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三维论析

自我革命话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的重要内容,其从全面深化改革领域的一般用语逐步跃升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经历了一个话语“生成—深化—跃升”的动态建构过程。其语义演变的背后具有特定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政治逻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价值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实践逻辑使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展现出强大的语义辐射力和思想引领力,有助于升级党建话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塑革命话语,开创两个伟大革命新局面,赋能政党话语,提升中国特色政党政治话语权,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

革命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历史变奏——论20世纪中国红色戏剧的审美品格

在革命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不同投射下,文艺会呈现出完全异样的风貌。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党的领导下的戏剧经历了苏区红色戏剧、国统区左翼戏剧、解放区戏剧、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和新时期主流(主旋律)戏剧等不同形态戏剧样式的嬗变。在红色戏剧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革命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追寻由于历史环境不同而争持相长、强弱异势,使红色戏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多变、多元、多样的审美品格。

红色戏剧与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

革命话语是提升群众对政权认同感、巩固革命政权的重要武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红色戏剧为载体构建的革命话语创生于革命的现实需要,发展于当地广泛的群众基础及群众对文艺的强烈需求,丰富于左翼文艺工作者在中央苏区的创作实践。在红色戏剧中的革命话语多表现为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权、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动员群众参军,以及抨击旧社会黑暗、颂扬新社会光明。在发展过程中,红色戏剧注重打造革命性的主题、运用情感化的表达、进行通俗化的创作及采用创新性的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革命话语的构建,不仅为中央苏区时期巩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思想武器,还为新时代文艺构建提供了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演变逻辑与实践导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是体现党一百年多来自我革命的精神特质、文化追求和实践导向的重要政治话语,这一政治话语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丰富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深化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正式提出与话语创新四个演变阶段。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呈现出如下演变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人民立场决定了话语叙事主题的一贯性;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的革命自觉决定了话语阐释形式的发展性;中国共产党实践求真的科学传统决定了话语实践路径的规范性。当下,需要通过构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丰富自我革命话语内容、完善自我革命话语阐释机制、更新自我革命话语传播方式来传承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意义并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当下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话语叙事:“承”与“启”的生成理路与辩证逻辑

“自我革命”的话语叙事是中国共产党寻求长期执政之路的接续探索成果,是党完善和发展自身的一个缩影。厘清、思考和辨明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叙事的“承”“启”关系及其生成演进逻辑是解码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一种方式。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叙事传承了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内核的政治立场;传承了实现“四为四谋”宏伟愿景的初心使命;传承了“革命性锻造”红色基因的精神本色。“承”是基础和积淀,“启”是接续和创新。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叙事从时空定位层面启明了新的时代场域;从词源学追溯层面启明了新的指向对象;从话语的历史嬗变层面启明了新的理论表达。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叙事的生成演进遵循“源”与“流”统一、“内”与“外”统一、“理”与“制”统一的辩证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探析

文章通过对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叙事向度进行学理性分析,并从科学指导、内容创新、学理支撑、对外传播等方面提出路径选择,完善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对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塑造党的国际形象具有重大意义。

从“人民民主”到“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在逻辑与话语变迁

救亡图存是近代史主旋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建设事业胜利的同时,也在思考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和习近平分别对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其一为“人民民主”,其一为“自我革命”,二者存在话语表述差异,然其内在逻辑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不二法宝与战略选择。“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话语表述的差异性,反映了党的领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及社会形势下,对中共争取执政并实现长期执政的探索,均与时代发展之需求契合,而其话语变迁既折射出中共应对不同形势的施政方针,也蕴含了其对“人民至上”理念的与时俱进的思考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建构——以秧歌剧为考察中心

秧歌剧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民间艺术。秧歌剧是从扭秧歌、旧秧歌戏发展而来,在时代机遇、现实需求等背景下形成的。延安时期秧歌剧极具革命属性,在党与边区政府的努力,人民大众的热衷,秧歌剧现代化的发展等共同推进下,秧歌剧革命话语体系得以生成。延安时期秧歌剧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完整,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环境等五个部分。并且其宣传也独具特色,以秧歌剧演出为核心,以歌曲传唱为垂心,以节日活动为靶心,以报纸、评论等为内心,从而助推革命话语广为传播。

走向“新现代性”:数字革命下中国式劳动教育新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性支撑”。“新现代性”视角的“新现代性劳动教育”,相较于传统劳动教育和现行劳动教育在育人理念、目标、载体和模式上体现出了新时代的内涵和特征。新现代性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劳动教育的中国式新发展提供了新形态和新路径,其未来发展图景是在理论层面以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观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导向,在文化层面推进新现代性劳动教育的伦理建构和嵌入治理,在社会层面以劳动教育共同体探索多元融合的数字劳动教育支持系统,在学校层面以创新型智慧人才培养为驱动激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实施新动能。

革命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的现代性认识

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嬗变既离不开"救亡图存"历史要求的外在推动,也躲不开现代性话语意识形态的内在规约,现代性话语以及对其冲击下的回应、问题中的反思、方向中的展望,也因此成为革命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的一种新视角、新认识。在现代性话语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革命历史嬗变源于中国现代性话语发展的必然,经验教训总结得益于对现代性话语问题的突显与反思,建构方向展望定位为"特色现代性话语"的注重与刻画。这一探索在悠远历史回顾、丰富现实经验、长远发展展望中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科学认识。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危机——《文学革命论》之革命话语考论

建国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叙述为“革命”,而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改良话语叙述为“改良”。这种“顾名思义”式的叙述,不仅导致主观历史对客观历史的严重背离,而且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的匮乏。事实上,无论在陈独秀还是在胡适,亦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质都是“改良”,而非文学史之所谓“革命”。而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这种背离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又因何造成一种真理性、知识性的假象被代代传承?文学史的话语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此种关系又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的审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乃至中国历史现代性叙述的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问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转换进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创新和理论创造的成果。该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动态调适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变化整体上擘画了话语体系的转换进路。基于语境、话题、意向和评价等四个系统微观要素,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转换进路进行探究,可以发现它在四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客观顺应”到发挥“历史主动”的语境更进;从“个别侧重”到“统筹协调”的话题转换;从破“话语陷阱”到立“中国特色”的意向转型;从“单向维度”到“多向维度”的评价转变。这些变化为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进一步赓续创新指明了更加清晰的发力方向。

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

在20世纪中国的乡村革命与“继续革命”进程中,“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持续10余年的“农业学大寨”政治运动热潮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围绕“革命”与“生产”而生成的诸话语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实践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

革命现代性与中国左翼文学

现代性诉求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现代性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显著差异的。从梁启超率先提出"革命"的概念开始,现代性的想象就与革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它所遗留的问题导致了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发生。启蒙现代性的终极目标是与革命现代性一致的,但在实施的方案和道路的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启蒙现代性在中国遭遇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是外部的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其内在理路存在着重大缺陷,导致其自身的目标很难通过其自身的手段来实现,从而被一种新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现代性所取代。新的革命现代性规范了左翼文学的本质、功能、风格,建立了一套新的文学话语,在现代性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左翼文学话语的内在构成并不是单一的。它的理论形态处于动态平衡中,虽有变化,但总的看是注重文学的政治功能;它的文学形态在艺术成就上参差不齐,其中优秀的部分代表了一种追求文学的政治文化功能与审美性统一的特色鲜明的风格。在世俗化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的方向变得越来越含混的当下,左翼文学的历史承担意识、民族正义想象、社会公正的追求以及文学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观念等,可以作为一种宝贵的遗产被合理地吸收和借鉴。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共十九大与中国模式的现代性探索

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进行的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通过这场"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重新规定了自己的现代性。现代性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对现代性的追求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对新时期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决定了中国的一切,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就没有中国其他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和现代性。

革命的现代性与“恋爱”的现代性——“革命加恋爱”小说的话语分析

"革命加恋爱"小说中,革命是一种总体性、终级性的现代性方案,并形成特定状貌的话语体系。"恋爱"作为一种现代性爱意识的表征和私人生活图景,体现为小说中的情色话语。这两种话语从两个极度趋张的向度共同建构着早期革命英雄的文学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