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哲学的交会--奥尔特加-加塞特《〈堂吉诃德〉沉思录》的文体问题

《〈堂吉诃德〉沉思录》不仅是奥尔特加-加塞特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也是一部以美妙的散文语言写就的优秀文学作品,集中体现出奥尔特加对文体的自觉意识。本文欲探讨奥尔特加文体与思想的二元关系:文学与哲学在其作品中的有机结合,符合20世纪初西班牙社会、历史特定语境和深厚的文学传统,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在本质上说,文体与修辞也是构成奥尔特加思想和研究方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制衡了纯粹理性的片面趋向,引发我们对现代哲学表达方式多种可能性的思考。

《堂吉诃德》现代主义叙事艺术研究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启了现代小说的发展源流,小说具有先锋性的叙事手法揭示了“有意味的形式”本身具有的审美价值,使现代小说挣脱了传统现实主义单调的叙事方法,步入了新的发展领域。文章从小说的叙事结构、讽刺艺术和戏仿技法三个向度出发,结合具体的文本探析《堂吉诃德》的现代主义叙事艺术及其深远影响。

《堂吉诃德》社会文化类文化素的翻译研究

《堂吉诃德》是颇具盛名的西班牙古典文学作品,有诸多中译本出版发行。文章以翻译学中“文化素”概念为切入点,定位《堂吉诃德》第7章和第8章中包含的社会文化类文化素,并通过实例对比分析杨绛译本与董燕生译本所使用的翻译技巧,探讨在翻译这一类别的文化素时应重点考虑的问题:在翻译职业、头衔、礼貌用语时,可以在中国有相似的名称时建立对等,或是可以使用翻译构建词;在采用音译技巧时,可以选用贴合原义的汉字词;结合译文整体情况,可以适当增减文字、扩充内容、改变语言特征或采用补偿、笼统化等技巧;当遇到嵌合式文化素时,可根据上下文进行创译。

象征隐喻视角下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对比

莎士比亚创作的哈姆雷特与塞万提斯刻画的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史上两个永恒而经典的文学形象,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杰作。哈姆雷特是伊丽莎白时代末期的缩影,莎士比亚借助戏剧中的人物哈姆雷特暗隐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英国当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现状。而堂吉诃德却是一位偏执于社会理想的骑士,两者的人物性格迥然不同却都逃不过命运悲剧的人生结局,两部文学作品都是借助人物悲剧式命运隐喻人生。

文化的嬗变:从“书斋里的学者”到“实践学者”——论堂吉诃德形象的文化建构

在塞万提斯的笔下,堂吉诃德早期被塑造为“书斋里的学者”的形象,到了后期,他的文化身份随着他走出书斋,像骑士一样在现实生活中行侠仗义时,转变为“实践学者”的形象,进而完成了他文化身份嬗变的建构。通过堂吉诃德形象的文化建构,小说记录了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期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在个人欲望狂欢后面临的一次社会文化修复和转型的图景,凸显了欧洲社会文化面临的失序危机。立足于文化历史整体性的思考,塞万提斯把所见的视野通过堂吉诃德形象的变化转化成文化思维的视域,提出了化解危境的文化思想实验,那就是:以古希腊的理性为核心、以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为手段、以基督教的拯救精神为目标,建构起一种稳定且理性的社会文化秩序。此建构不仅为读者勾勒了一条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化主流航线,并指向未来西方社会现代文明的进程,彰显了塞万提斯在文化整合上的艺术自觉。

互联网巨头人才管理沉思录

互联网大厂所谓的诸多人才管理创新,究竟是一个个精心修饰、宣传的“故事”,还是若干可以传承的“模式”?近年来,互联网巨头企业频频喊出降本增效、去肥增瘦、提质增效等口号,甚至真刀真枪地大幅缩编、裁员和降薪。而在更早的时间里,他们的价值观考核、OKR、去KPI化、花名制、弹性工作、人才盘点等人才管理“神器”可谓红极一时,甚至引发了无数企业对标。既然有“神器”护体,这些企业为何还需要提升管理?显然,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堂吉诃德式的哀歌——《斯通纳》空间叙事艺术研究

小说《斯通纳》在发行后几十年时光中默默无闻,后重新回归大众视野。《斯通纳》为何能跨越世纪重获关注,其作家的叙事策略是关键。英国著名青年诗人亚当·福尔兹(Adam Foulds)曾这样评价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的小说《斯通纳》:“《斯通纳》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小说叙事简洁明了,体现了冷静无瑕的叙述技巧,充盈着微妙且难以置信的感动。这是一个名为斯通纳的自传,一个勤勉的中西部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不被期望的存在,而这也成为小说中最意味深长和最难以忘怀的人物刻画。”小说主人公的成功描写,离不开作家约翰·威廉斯叙事风格的营造。《斯通纳》无论是从叙事语言、模式、空间和意义上都体现出了约翰·威廉斯独特的写作风格。

堂吉诃德的三种知识分子气质

堂吉诃德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经历了三次变化:在漫游之前,隐居在书斋中的堂吉诃德是一位典型的“书斋型知识分子”;在漫游过程中,在现实世界中行走的堂吉诃德是一位行侠仗义、惩恶扬善的“介入型知识分子”;在被打败后,堂吉诃德认清事实,放弃骑士梦想,成为一名回归隐居生活的“妥协型知识分子”。堂吉诃德“知识分子”气质的变化表明,其漫游是专业理念和社会现实间的错位导致的失败经历,同时也是对其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自讽。

论《堂吉诃德》中的主体建构问题

堂吉诃德阅读的骑士小说为其树立了理想主体的形象,堂吉诃德效仿理想骑士的行动出门游历,实际上是一个服从于意识形态传唤,同时成为自我主宰,进行自我生产的过程。正是通过阅读这一主体间性活动,堂吉诃德使自己镜像地复制并服从于一套业已落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阐释系统。由于骑士时代理想主体的乌托邦性质和17世纪西班牙社会现实的巨大落差,堂吉诃德被现实意识形态判定为疯癫。堂吉诃德的悲剧是主体建构脱离现实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果,这说明,作为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重要方式之一的阅读,必须与现实历史和文化形成互动,阅读中的理想大他者必须在与现实对照中完成对主体的询唤,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主体才具有现实的生存基础。

钱理群、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作为新时期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钱理群见证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这两种精神气质在当代中国的遭际。他自身也与它们产生了深刻的联系,深具堂吉诃德气质与哈姆雷特气质。但是,总体而言,他从骨子里是一个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只不过,由于深受鲁迅反抗绝望思维方式与革命时代精神幽灵的影响,这种堂吉诃德精神经过了哈姆雷特精神质疑的过程,变得更为理性、务实与韧性。钱理群凭借着这种理性的堂吉诃德精神,以鲁迅为原点和支点,在新时期不断开拓与反思自己的学术与思想事业。同时,他又亲身参与和实践了诸多与当代中国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活动,将思想与实践较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这一角度上,我们可以说,钱理群是一个富有哈姆雷特气质的堂吉诃德,一个真正的堂吉诃德。

悲剧的崇高揭示与堂吉诃德的影子 评话剧《红》

当助手坎面对马克·罗斯科咆哮式的质问“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而肯定地、决然地回答出“红色”时,后者选择自杀其实已在预料之中。背幕投屏上寓意着血的红色淋漓而下,罗斯科一只手架伸着,犹如沉浸在思考中,安静地垂坐在沙发上,音乐强烈地响起。这是话剧《红》最后的场面,悲壮而辉煌,甚至有一种指向宗教的、神圣的静穆感。

《堂吉诃德》与“《三体》三部曲”比较研究

对抗争的歌颂和对理想的追求始终是中西文学共同的经典主题。而在表现形式上,西班牙经典小说《堂吉诃德》和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三体》体现出了一致性:两部作品都借助回归型人物进行了抗争主题叙事。然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两部作品所要阐发的思想又存在着较大差异。从两部作品的主题与人物形象塑造两个方面切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为两部作品的解读提供新的角度,更好挖掘出其背后的中西文化机制的异同。

理性与命运的交织——马可?奥勒留与《沉思录》的成书

马可•奥勒留(Caesar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身处“五贤帝”的末位,也是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最后的代表,此后罗马帝国在衰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历史学和哲学的视角下,本文首先从马可的童年与青年寻找他早年教育与生活中埋下的《沉思录》(Meditations)的种子。其次分析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思想的变化,寻找马可所沉思的对象。最后回到马可所在的社会现实,从当时的历史温度中体会马可的沉思,体会理性与命运的变化。晚期斯多葛学派即使因历史现实差异而有所不同,但给出了当时的人们所需要的解答,如理性、命运等,实现了延续与发展。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的译本对比——以《堂吉诃德》为例

《堂吉诃德》是一部经典的西班牙文学著作,已有上百种语言的译本。仅就中文来说,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不断有新的译本出现。本文将选取代表不同时代背景和风格的杨绛先生及董燕生教授的译本为例,并结合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浅析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

荒诞中的不朽——浅谈《堂吉诃德》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小说创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意图谬论”,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本意是埋葬传统的骑士小说,他辛辣的笔调让当时的读者捧腹大笑,但几百年后,读者却能从《堂吉诃德》中读出理想主义者的坚守,看到其中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滑稽和戏谑外,塞万提斯不经意间塑造了一个闪耀着人文精神的不朽英雄。本文旨在探究堂吉诃德这一荒诞形象下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

《堂吉诃德》的元小说性

本文通过对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小说《堂吉诃德》的文本细读 ,展示它在叙事艺术上为小说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揭示出《堂吉诃德》的元小说特征。同时本文力图挖掘小说叙事游戏背后的理论意义 ,即《堂吉诃德》的自我阅读、自我指涉的特征 ,以及对于小说文体本质的思索。

试论《堂吉诃德》的后现代性

《堂吉诃德》作为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被评论家们称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纵览中外对《堂吉诃德》的研究,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小说人性哲理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对于小说的后现代性研究较少。小说将虚构和真实的手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虚实处理的手法和新颖的创作观点对后现代小说创作具有启发意义。此外,《堂吉诃德》多重叙述层次的特点显著,其陈述的不确定性以及戏拟手法使后现代性之解构重构性得到彰显。这些特征充分体现了其鲜明的后现代性,其中的一些创作手法被后现代主义文学所借用。

骑士与圣僧:《堂吉诃德》《西游记》叙事艺术比较

《堂吉诃德》《西游记》是西方“骑士”和东方“圣僧”的形象书写。它们在各自由来有之的“骑士文学”和“西天取经”的历史规定下,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主仆”“师徒”的人物组合、游历型的叙事结构,以及以谐写庄的反讽范式,消解了小说文本的宗教宏大特性,实现了由宗教世界向世俗世界的转向,助推了可资探究的世界文学的轴心时刻。

亦幻亦真的游走叙事——漫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以一个没落的乡绅堂吉诃德和邻居桑丘的充侠游走,嘲笑了以昨天的思维做今天的事和用今天的头脑做明天的事的诸多错讹。在叙述方法上,如黑格尔所首评的以不变的主角在游走中随境遇之变而结构情节;在风格上庄谐互渗,虚实相生,亦幻亦真,展现了如海涅所综括的"堂吉诃德主义"中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成为世界文学中公认的杰作。

道德·死亡·再生——《堂吉诃德》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主题探析

<堂吉诃德>和<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是西方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堂吉诃德和盖茨比都是著名的文学形象.两部经典中主人公的理想追求及其最终命运表明,道德是两部小说共同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在解读堂吉诃德形象与盖茨比形象方面,读者反应存在着一种偏颇:过分重视两位形象的影子作用而较少注意他们所反映的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