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精微发旧覆 立论宏通开新篇——评王立群先生《〈文选〉成书研究》

有关《文选》成书研究中争议较多的编者、成书过程、成书的影响与意义以及《文选》成书研究中的方法论等问题,包含了许多影响重大的成说和复杂的关系,王立群新著《〈文选〉成书研究》对这些成说和关系的考辨和梳理,做到了考辨精微,立说有据,不仅勇发旧覆,有些结论甚至能够成为后学研究编辑史及文学史的原则性的指导,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兼论《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方法

比观《文选》与《文心雕龙》,可知就编撰的工作量言,以一己之力编撰《文选》有二三年时间便可;跳出《文选》以考察《文选》与就整体来观照部分,可知《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而非仓促所成;就文献可信度及情理(逻辑)和编撰工作量等方面作综合的研讨,可论定《文选》的编撰者乃萧统,而既非刘孝绰,亦非萧统和刘孝绰或萧统及刘孝绰等。就目前的相关成果说,其上焉者所以仍多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最大的问题乃出在研究方法上。而从方法论层面上看,研究《文选》的成书时间,须先考察其编撰工作量如何?成书状况如何?编者是一人(谁)还是众人?否则,我们便无从廓清罩在本研究上厚厚的"迷雾"而看到其真相。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诸如《文选》之实际编者为刘孝绰说(刘孝绰为萧统编纂《文选》最重要的助手说)、《文选》成书仓促说、《文选》编纂过程分"两阶段"说、《文选》各体之文有划一的标准说等等,多为"选学"界之主流观点。然而,分别用"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等方法究之,均难以成立。其所以如此,多缘研究方法之未密。

《文选》成书时间各家说辨析——《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一

此前有关《文选》成书时间的种种说法之最上者,仍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关于这一研究,目前所能确定的只有三者:"所录皆前人作";《文选序》反映出萧统在《文选》完成后的畅快自得之情;丁贵嫔之死与其后发生的"蜡鹅事件"对萧统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对此问题的研究要有更大的突破,当先深入地探讨其编撰工作量如何?编者是一人(谁)还是众人?成书状况如何?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对其作缜密的综合性研究。

《文选》成书时间考说——《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二

影响《文选》成书时间研究的因素有七:一是"所录皆前人作";二是《文选序》反映出萧统在《文选》完成后的心情轻松畅快;三是丁贵嫔之死与其后发生之"蜡鹅事件"对萧统产生巨大之负面影响;四是编《文选》的工作量至多为撰《文心雕龙》的一半;五是《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而非仓促所就;六是不存生者原则的确定在其编纂之初;七是陆倕去世于丁贵嫔之前,而其作品之入选则在编纂原则确定之后。其中,一、二、四、五等四项已不是问题。至于《文选》的编纂成书时间,其上限当为普通五年二月,下限则为普通七年十月。

用文献-传播学方法开拓通俗小说研究新局面——《〈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以〈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为中心》读后

在《〈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以〈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为中心》一书中,作者采用文献-传播学的方法,对李开先《一笑散》、杨慎《词品》、张丑《真迹日录》、钱希言《戏瑕》、陆容《菽园杂记》、潘之恒《叶子谱》、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等《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加以考辨。此举兼具文献及其传播的时效性价值与历史性价值,有助于学界转变思路,客观讨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逻辑误区

《文选》成书研究是《文选》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但现代《文选》学界在研究这一重要课题时,常常陷入虚假因果的逻辑误区,使《文选》成书研究至今难有重大突破。只有排除虚假因果这一逻辑误区对《文选》成书研究的干扰,《文选》成书研究才能有重大突破。

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检讨

《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是《水浒传》研究史上一大难题,自上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肇始,虽经几代学人努力,但距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相当漫长的路。本文从梳理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成果入手,分析了四种常用研究方法各自的特点及其不足,提出将《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与作者考定、版本溯源和本事探考等相结合的综合立体研究法。

《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

《三国志演义》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通俗小说,百年来对它的成书时间有过许多讨论,至今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将文献学与传播学相结合,先确定讨论的文献基础,再讨论作品成书时间,可能是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明初不具备诞生《三国志演义》的政治条件和文化环境。明中期社会走向腐败,统治者的控制力减弱,社会思想开始活跃,文化生活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面貌。弘治五年(1492),朝廷大规模征集图书时关注"稗官小说",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发展。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作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极有可能是这次活动的产物,编写者疑为蒋大器。此书嘉靖元年(1522)由张尚德整理作引并由司礼监刊行,成为《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不涉及作品辨——兼论以作品之作时考《文选》成书时间无实际意义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云云，是就《文选》之实际情况说的。因之，考察其所指如何，必须回归《文选》本身。《文选》“类分”后以人为纲，故“以时代相次”说的只能是作家而非其作品。据《文选》所录作品之作年如何以探讨其成书时间，无任何实质性意义。高步瀛以“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释“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近是而有所未照。

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方法的思考

关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依据作者,二是通过版本。由于作者真伪难辨,原始版本未曾发现,所以从作者或版本来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最终都陷入了僵局。新时期研究者们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或从文本出发,寻求成书时间的内证;或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去探讨成书时间。前种方法颇有说服力,但也存在局限性。后种方法立足于现有的有关《水浒传》传播与接受的材料,力图使讨论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无疑都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中国《文选》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萧统《文选》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诗文总集。远在隋、唐之际 ,研究《文选》即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叫作“《文选》学”。《文选》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回顾了 2 0世纪中国《文选》研究的主要情况 ,指出“五·四”以后 ,《文选》学衰落 ,而近几年《文选》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 ,肯定了黄侃、高步瀛和骆鸿凯对《文选》学的贡献 ,对今后的《文选》研究寄予厚望。

从释词走向批评——《文选五臣注》研究评析

从释词走向批评———《文选五臣注》研究评析王立群《文选注》研究是２０世纪《选》学研究的难点之一。钱锺书先生在其《管锥编》中论及《文选》时曾说过：“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蔚然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

论20世纪《文选》学家流派与《文选》学研究分期

传统《选》学与现代《选》学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模式。传统《选》学以文献研究为唯一模式，现代《选》学融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体而以文学研究为主要标尺。此一标尺，既为区别２０世纪《选》学流派的唯一尺度，并为区分２０世纪《选》学研究分期的唯一标准。２０世纪《选》学流派约略可分为高步瀛代表的传统派，黄侃与屈守元代表的转型派及骆鸿凯代表的现代派。２０世纪《选》学研究可分为２０世纪初至１９４９年的开创期，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７年的间歇期，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９年的发展期。开创期融传统格调与现代精神为一体，融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奠定了２０世纪《选》学发展的基本格局。间歇期则因连绵不断的政治批判影响而使整个《选》学研究处于基本停滞状态。发展期《选》学重新升温。

藏传密教与《西游记》——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续论

对《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应该有全新的思考。蔡铁鹰的前期研究虽已提出了新的思路,但我们应当考虑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即从佛教密宗的传入以及佛道两家论辩的背景中寻求解释。佛教密宗在东汉、中唐以及元代曾有三次大规模的输入,尤其是元初忽必烈及蒙古黄金贵族皈依藏传密教所造成的藏传佛教的强力输入,对内地的俗文学有相当的影响。

高步瀛与《文选》学研究

高步瀛是现代著名学者,著有《文选李注义疏》等。他对《文选》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在校勘、释义、评论与考证诸方面,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文选》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现代《文选》学史的角度看曹道衡先生的《文选》研究

曹道衡先生是"选学"研究大家,在现代《文选》学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关于《文选序》研究,他提出需要重视萧统的皇太子身份对《文选》选录标准的影响,同时认为应综合《文选序》《答湘东王求文集》及《文选》收录作家作品的实际状况来检验《文选》一书的选录标准。关于《文选》成书研究,他首次指出《文选》大多篇章皆为魏晋以来公认的名作佳构,客观上挑战了学界主流观点"《文选》是再选本"之说。他不断完善对《文选》成书时间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关于《文选》与钟嵘《诗品》、江淹《杂体诗》相互关系的研究,他指出既需关注共性又需关注个性的研究纲领。关于《文选》文本研究,曹道衡先生以其深厚学养和精到见识,在《文选》文献学的文本研究和文艺学的文本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精辟见解,至今仍对"选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文选〉分体三种说论衡》之三

《文选》分体原既有"移",亦有"难",即其所分本为"三十九类"。今存《文选》,无论是李善注与"六臣注"之种种宋刻本无"移"、"难",还是"五臣注"之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缺"符命"、"史述赞",均为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从"史"之角度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之贡献不应被遗忘,尽管其《九条本文选解说》未提及《文选》的分体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研究《文选》分体,需结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而后者只有在《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这一前提下才具有必然意义;所依证据,当先"验"其有无问题;不要将两回事当一回事,并需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

20世纪的《文选》学研究

从20世纪《文选》学研究的情况看,前半世纪的研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造成了"选学"比较沉寂的局面,后半世纪,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选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尽管如此,黄侃、高步瀛二氏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高峰。20世纪初发现的许多写、钞本并没有引起当代中国"选学"研究者的足够注意,但在海外如日本,却有很深入的研究。海外"选学"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的一大成绩,标志着"选学"研究的世界化,是传统"选学"所不具备的内容,也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之一。就《文选》研究的理论内容而言,海外"新选学"和中国当代学者在诸如《文选》的编者、体例、编辑宗旨、文体分类,以及《文选》的编纂背景、《文选》与相关典籍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但在《文选》的版本研究上,却是"新选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