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明确方志风格,确定编纂原则——基于对旧志的研究

方志编纂应符合其自身独特的体例结构和基本规范,才能够保证方志的正常发展。根据旧志发展过程,方志的风格不同,具体的编纂原则也会有所不同。在坚守方志内容全面丰富的基础上,方志的笔法是尚繁还是尚简,方志的每一部分内容是平均分配笔墨还是侧重某些方面着重记述,如何在继承前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有意义的创新,如何将严谨性和实用性相结合,这是方志编纂必须要厘清和确定的。在符合方志基本规范的前提下,明确方志采用何种风格,才能够拟定方志编纂在内容选取、行文方式、笔墨分配等方面的原则,方志编纂才会有明确清晰的线索和合理的章法,方志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文选》编纂研究述略

《昭明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赋文总集,收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各种体裁的作品七百余篇,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文选》的编纂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如编者、编纂宗旨、编纂思想等是《文选》编纂研究争论的焦点。我们从编纂研究入手,梳理1949年以来的《文选》编纂研究论著,分析《文选》编纂研究现状,为《文选》编纂的深入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

《文选》编纂者研究综述

《文选》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其具体编纂者问题一直未得到确切的解答。近年来,专家们对《文选》的实际编纂者问题的讨论愈加深入,形成了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即：萧统独立编纂、萧统及群臣都有可能参加编纂、刘孝绰主持编纂、萧统主持刘孝绰按照萧统的文学观组织编纂。笔者拟对此问题争论情况加以综述,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中国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编纂研究(1908—1948)

1908—1948年,中国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编纂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一时期的辞书编纂,不仅明确了辞书的性质、辨析了辞书编纂的原则和体例、丰富了辞书的类型,而且细化了收词立目、注音释义、词性标注、插图附录和装帧宣传等编纂环节,彰显出鲜明的现代意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辞书编纂和辞书学建设做好了准备。

外向型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单音动作动词编纂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汉语学习者需求的变化,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向融媒辞书的转变已渐成趋势。新趋势的形成既延展了传统学习词典的生命力,更促进了词典编纂的深刻变化。汉语中动作动词在语言生活中常见常用,尤其是单音动作动词,存在着大量同义、近义现象,导致留学生在习得过程中出现较多偏误。本文以Pleco、Train Chinese、Line Dictionary、网易有道词典、谷歌翻译、JUZI汉语六部词典为例,考察汉语单音动作动词的编纂情况,总结优点,发现不足,在此基础上进行融媒辞书单音动作动词编纂理想模型的构建。

慧眼独具,别开生面:胡大雷教授的中古文学文献编纂研究

胡大雷教授是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近年来先后出版《〈文选〉编纂研究》《〈诗品〉编纂研究》和《〈玉台新咏〉编纂研究》,形成中国文献编纂研究系列,代表了他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其文献编纂研究,既具有学理的普适性,又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体现了纲举目张、鸿纤并举的特点,在问题与线索,文学鉴赏、文学理论与文献研究,宏观与微观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摸索出成型的经验,嘉惠后学,值得表彰。

新思想史研究、历史教科书编纂及其他——葛兆光教授访谈录

一、新思想史研究的尝试 问：您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在1998年出版、2001年再版以后，影响很多大，在国内获过奖，在国外，如纽约出版的《当代中国思想》（Contnmporary Chinese Thought）曾连续两期来译介这部著作；

与冈村繁先生论《文选》之编者及其编纂目的——读《〈文选〉的编纂实况与当时对它的评价》

《文选》既非为个人阅读而编,其所收诗文之"九成以上"亦非均再选自沈约《集钞》、丘迟《集钞》与"刘孝绰本人和昭明太子共编"的《诗苑英华》三书。冈村先生之《文选》是昭明太子"托咐"刘孝绰编纂的,目的是为满足自己在"疾病缠身"后的"赏读需要"之新说,不管从文献的层面上说,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均断不能成立。

略论大学校史研究与编纂

大学校史是一所高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交叉地带。大学校史研究和编纂首先是个学术问题,同时又极具现实意义,可“彰往而察来”,为现实服务,但不可因为现实需要而“改造”历史。校史追溯须遵循“整体性继承”原则,校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校史编纂应该学术与人文兼具。

20世纪中国《文选》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萧统《文选》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诗文总集。远在隋、唐之际 ,研究《文选》即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叫作“《文选》学”。《文选》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回顾了 2 0世纪中国《文选》研究的主要情况 ,指出“五·四”以后 ,《文选》学衰落 ,而近几年《文选》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 ,肯定了黄侃、高步瀛和骆鸿凯对《文选》学的贡献 ,对今后的《文选》研究寄予厚望。

关于《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问题——与《文心雕龙》比较

从编纂实质性(或学术)的层面说,由于《文选》自身的特殊性,使编者一旦选定篇目及将之分类与对所选的某些作品稍事“加工”,便告完成了。而从这一角度看,编纂《文选》的“工程”还不如写《文心雕龙》论文体部分加《辨骚》与《才略》这22篇的大。即使计誊写全书在内,《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至多与撰写《文心雕龙》相似,而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大。刘勰花四、五年的“业余”时间撰成《文心雕龙》,以彼例此,昭明太子完全能够凭一己之力编纂好《文选》。

从释词走向批评——《文选五臣注》研究评析

从释词走向批评———《文选五臣注》研究评析王立群《文选注》研究是２０世纪《选》学研究的难点之一。钱锺书先生在其《管锥编》中论及《文选》时曾说过：“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蔚然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

论20世纪《文选》学家流派与《文选》学研究分期

传统《选》学与现代《选》学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模式。传统《选》学以文献研究为唯一模式，现代《选》学融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体而以文学研究为主要标尺。此一标尺，既为区别２０世纪《选》学流派的唯一尺度，并为区分２０世纪《选》学研究分期的唯一标准。２０世纪《选》学流派约略可分为高步瀛代表的传统派，黄侃与屈守元代表的转型派及骆鸿凯代表的现代派。２０世纪《选》学研究可分为２０世纪初至１９４９年的开创期，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７年的间歇期，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９年的发展期。开创期融传统格调与现代精神为一体，融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奠定了２０世纪《选》学发展的基本格局。间歇期则因连绵不断的政治批判影响而使整个《选》学研究处于基本停滞状态。发展期《选》学重新升温。

中国环境法典编纂中的环境权问题——研究方法论视角的分析

环境权是中国环境法典编纂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的要求,环境权的理论争议属于纯粹的环境法学问题,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正确或错误;“环境权入法典”则为面向实践的环境法问题,要在适应现实需求的前提下给出相对最优解,两者不存在直接关联。“环境权入法典”是在相应事实判断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技术问题。在规则设计上,应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人格权保护的经验,基于动态系统论的规范构造来确认主体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结合基本生存需要、优美自然环境需要和相应的环境义务性规定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形成环境权保护的“要素-效果”模式。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诸如《文选》之实际编者为刘孝绰说(刘孝绰为萧统编纂《文选》最重要的助手说)、《文选》成书仓促说、《文选》编纂过程分"两阶段"说、《文选》各体之文有划一的标准说等等,多为"选学"界之主流观点。然而,分别用"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等方法究之,均难以成立。其所以如此,多缘研究方法之未密。

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编纂与普通高校之课程教学

中国历史文选是国内高校历史(教育)学专业的主干基础课。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几代专家学者发凡起例、推成出新,已取得面世教材约70余种之显著成效。然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历史文选教学课时被严重压缩,教学状况不容乐观。顺应本科教学改革大势,修订完善教材、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改进教学方法、传授学习技能、提高教学质量,是改善普通高校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现状的有效途径。

《文选集注》研究——以李善注为中心的一个考察

《文选集注》是《文选》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本子。从《文选集注》的发现、递藏、印章、避讳等诸多方面都不足以证明其出自中土,而是出自日本平安时代。尽管如此,其编纂依据之底本源自唐钞本是毫无疑问的。《文选集注》在编纂中有明显的重视李善注的倾向,而对李善注的音注多有删略,删略音注的内容大都与《音决》重合,此为其编纂体例所致。《文选集注》的存世,为考察写本时代《文选》李善注的变迁提供了可能。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诗赋进士的地位促进了唐代《文选》的传播,而口传与抄写的传播方式导致了《文选》李善注文本变迁中多样性的存在。《文选集注》的底本并非来自敦煌写本,而是一个李善注后期传抄的本子。从李善显庆三年的上表本,到敦煌写本,再到《文选集注》编纂依据之底本中的李善注,可以建立一个写本时代李善注的传播变迁谱系,也为考察《文选》李善注从写本时代到刊本时代的演化提供了可能。

高步瀛与《文选》学研究

高步瀛是现代著名学者,著有《文选李注义疏》等。他对《文选》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在校勘、释义、评论与考证诸方面,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文选》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兼论《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方法

比观《文选》与《文心雕龙》,可知就编撰的工作量言,以一己之力编撰《文选》有二三年时间便可;跳出《文选》以考察《文选》与就整体来观照部分,可知《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而非仓促所成;就文献可信度及情理(逻辑)和编撰工作量等方面作综合的研讨,可论定《文选》的编撰者乃萧统,而既非刘孝绰,亦非萧统和刘孝绰或萧统及刘孝绰等。就目前的相关成果说,其上焉者所以仍多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最大的问题乃出在研究方法上。而从方法论层面上看,研究《文选》的成书时间,须先考察其编撰工作量如何?成书状况如何?编者是一人(谁)还是众人?否则,我们便无从廓清罩在本研究上厚厚的"迷雾"而看到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