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听取意见制度探析——兼评《〈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47条

《〈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47条规定法院在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时,应当听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意见。听取制定机关意见规定额外增加了审查程序,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基本精神。规范性文件的通俗性、不合法认定标准无须制定机关作出解释和说明,而且制定机关意见的倾向性无助于规范性文件审查。听取制定机关意见还会引发其他问题,如增加法官审查压力、制定机关身份难以界定和救济权利有待明确等。对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中听取制定机关意见,法院不应主动,也不应作为庭审中的一个程序。

立足专业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以治安管理专业为例

《行政法与行政法》“课程思政”,必须立足课程特点与专业特点,依据课程性质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立足教学对象的思维特点和学习需求,从教育理念转换、教学内容选择和教学方法创新方面不断创新。要及时转变传统专业课程教育思维方式,把教学重点从“重知识传授”转换为“重价值引领”;在教学内容上的选择上,要着力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普遍原理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国情、省情和行业信息等课程思政元素相结合;不断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关注学生的实际需求,做到因材施教。

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

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施行,推动了我国现有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在行政行为理论方面,不可诉行为的列举映衬出可诉性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有助于行政行为概念的科学界定;效力恢复形态的提出,丰富了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在行政复议理论方面,双被告制度的细化规定重申并固化了行政复议的行政属性,规范逻辑和理论逻辑应当在行政复议制度的变革中得到遵循。在行政诉权理论方面,理性平和的诉权观被形塑,诉权保护与规范行使之间需要寻求平衡。在诉讼类型理论方面,诉讼请求具体化成为强制性要求,不同类型诉讼的起诉规则相继健全,不同类型诉讼之间的转换更为有序。

关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7条之评析——兼谈行政诉讼法的独立与完善

本文从分析《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97条的规定入手 ,探讨了我国行政诉讼中参照民事诉讼规范做法的缘由和利弊 ,分析了该规定对行政诉讼造成的影响 ,并提出了推动行政诉讼法独立与完善的一些设想。

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解读与反思——以《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解释》为依据

以《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为依据,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内涵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和总结,阐述了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强度、依据、标准、方式和结果;对该原则的相关理论和法律规定进行了质疑并总结:第一,"特定对象"、"单方行为"不应该成为界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标准;第二,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的司法审查属于合法性审查,而不是合法性审查的例外;第三,具体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排斥人民法院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等抽象行为有一定的审查权;第四,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与《行政诉讼法》第38条、《行政复议法》第7条、第28条的冲突无法解决。

行政公益诉讼回顾与展望——基于“一决定三解释”及试点期间相关案例和《行政诉讼法》修正案的分析

"一决定三解释"使得我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和基本规则。试点期间试点地区行政公益诉讼改革目标清晰、基本操作规范明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行政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正案初步完成了行政公益诉讼从试点到全面、从授权到法律,进而成为常态的历史性任务,更加坚实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合法性基础,并进一步彰显了其权威性和明确性,但它并没有构建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完整制度。在受案范围、举证责任、诉前程序、协调结案、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及检察机关败诉后的程序等方面仍然有待探讨与完善。积极探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诉中、诉后全方位的制度建设,是行政法学界当下的重要任务。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思政教育路径研究

本文从课程思政的内涵出发,说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引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进而对此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思政改革教育路径研究所做的成果与采取的措施进行阐述,最后对未来改革路上还需要努力的方向提出几点建议,希望通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思政教育路径的研究能够为学院其他课程的思政改革累积经验、拓宽思路。

司法解释的制度创新意义及法治化路向——以《行政诉讼法》有关司法解释引起的争议为例

司法解释的角色定位、作用界限和利弊得失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司法解释既具有制度创新的特点和功用,但也存在涉嫌违宪违法的可能性。若干司法解释引起的争论值得予以关注和警惕。必须采取有效举措来提升司法解释的法治化水平,特别是通过及时的立法修法工作及时舒缓和化解司法解释与现行立法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张力。

论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补强——以《行政诉讼法》第53条和新司法解释为背景

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补强,经由行政诉讼法而进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补强了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流程,但需要关注其与行政复议审查及备案审查的契合;同时,也需要注重法院的司法审查能力和责任意识的强化。在未来确立该领域司法审查发展趋势时,要注重从制度本身的发展方向与定位上进行近景分析,也要从诉讼类型、司法组织以及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关系上进行统括整合,以期该种制度模式的远期改造可以持续地契合国情。

《立法法》中法律适用规则与《行政诉讼法》第63条的关系之辩——“鲁潍盐业公司案”的再思考

学界关于《立法法》中法律适用规则与《行政诉讼法》第63条存在冲突的有关阐述源于将二者视为平行共存的法律适用规则。然而,基于对《行政诉讼法》第63条立法沿革和文意的考察,《行政诉讼法》第63条本质而言是适用依据条款,解决的是某一规范是否具备作为认定诉争行政行为合法性依据的资格问题,而非多规范场域下的适用规则问题。“适用资格问题”是“适用规则问题”的前提,法律法规当然具备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资格,规章、规范性文件具备作为审理行政案件依据资格的前提在于通过法院的合法有效性审查。作为法律的上位法宪法目前并非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法院若是认为适用的法律抵触了宪法,法院不得选择适用,而应当依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以学生为中心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以平顶山学院为例

依据工作过程系统化理论为基础和BOPPPS教学模式为框架,从课程定位、课程设计与实施及课程考核等方面进行改革,结合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和线上案例教学分析软件等信息技术的运用,达成以学生为中心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混合式教学改革的目的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

高职院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的困境与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的加速推进,国家、社会、行业企业对高素质应用型法治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对当前高职院校法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首先从新时代高职院校法学教育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入手,进而分析当前高职院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质量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改进高职院校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

法官释法: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基于OBE理念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研究——以《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为例

当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逐渐推进。文章针对行政法课程的教学痛点,紧扣学校“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为目标,不断提高人才质量”的整体培养方略,抓住行政管理专业基础核心能力培养的课程地位,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构建了“三位一体,层层升阶”的课堂目标体系,对标设计了基于OBE理念的“一中心、二结合、三阶段、六环节”混合教学模式:即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思政与教学、线上与线下的二结合,课前预习模块、课堂三段式教学模块、课后拓展延伸模块的三阶段闭环教学过程,PBOPPS的六环节教学模型。实践证明,该模式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活跃度,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个案解释技术在解决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困境中的应用

由于我国宪政体制及司法审查范围的限制,法院难以展开对法律、法规、规章及行政规定的司法审查。但为了裁判案件,法院又必然需要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考察,以便找到一个合法的、可适用于本案的裁判依据。这就导致了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的困境。解决这一制度困境,其最佳途径是由法院通过个案解释技术,阻断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与本案事实之间的牵连关系,从而排除或限制该规范性文件在本案中的适用,同时又避免了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直接的合法性评价。

论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构造——解读2018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带来的变革

2014年《行政诉讼法》确定了法院对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历史遗留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法院对法律适用选择权与规范审查权的界分不清晰,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问题在理论上没有解决,审查内容不清楚,审查的限度不确定。2018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从多个角度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构造进行了细化规定,确定了审查权的地位,明确了"效力无涉"的审查模式,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内容进行了否定列举式的规定,明确了司法义务。2018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文件审查方面带来了许多有益的改变,理论与司法实务需要认识到这种构造上的变革,并在此基础上从更细化的方法问题入手对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体系进行完善。

认真对待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在推进中国式程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立法型、突破立法型、权力争夺型、限制诉权型与自我减压型司法解释。作为裁判规则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需要严格以法律为依据,不得违反和超越法律规定。治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乱象”需要综合施策,当前需要建立司法解释自我监督的常态化清理机制;强化权力机关监督备案审查的效力,建立权力机关对司法解释的硬约束;构建权利主体监督的司法解释附带审查机制,通过个案审理监督司法解释,逐步形成司法解释权的自我监督、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体系。

论复议前置及诉权问题——兼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理解

司法实践中,如果当事人先申请行政复议,但复议机关不受理申复议请,在此情况下,当事人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以及可以把哪个行政机关作为被告提出行政诉讼?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规则——基于《行政诉讼法》第74条的体系解释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判决存在“适用要件解释不同”和“与其他类判决衔接适用不当”的内外双重困境。《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第1项和第2项应适用于被告作为违法的情形,第3项应适用于被告不作为违法情形。在与其他判决衔接时,针对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仅作出履行判决而不适用确认违法判决,体现履行判决的优先性,同时在判决理由部分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作宣示性否定评价。针对被告作为违法情形,基于利益衡量、撤销意义缺失和及时救济环境公益考虑,应慎用撤销判决,适用具有补充性的确认违法判决,同时亦应体现确认违法判决较之补救措施判决的基础性作用。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行政诉讼法》修改应特别注重贯彻"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的原则,应当旗帜鲜明地将"保障公民权益"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为此,现行《行政诉讼法》中与这一目的不相符的规定和制度都应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例如要大幅扩大受案范围、进一步放宽原告资格、适度增加诉讼种类、采取更为灵活的判决方式、适当提高诉讼管辖的级别、简化诉讼程序、采取更为严厉的裁判执行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