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叙》释读拾零

《说文解字叙》是了解《说文解字》、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的必读篇目,既往的释读还有一些可商之处。文章批判继承既往的释读经验,对如下几个方面的字词句做出新的分析,希望对理解《说文解字》和研究中国辞书学史有所帮助:一,许慎“六书”指事、会意的定义、例字的释读;二,“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中的“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的校勘、释读;三,“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的标点、断句、释读;四,“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中“史”的词义;五,“将以理群类,解谬误”至“厥谊不昭,爰明以谕”的音韵问题;六,“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的标点、断句、释读。

从抄配、借校到石印:徐乃昌刊印《说文解字韵谱》考

徐乃昌1925年自来青阁购得元种善堂本《说文解字韵谱》后,拟覆刻出版。徐乃昌请范兆经据《函海》本、李显本抄补缺叶缺字,又先后拟请黄侃、刘葆儒撰写校记,惜校记未能完成。最终,徐乃昌以自藏本《韵谱》为主要底本,又借瞿启甲所藏同版但较为晚印之《韵谱》配补缺叶,于1927年交鸿宝斋石印出版。徐乃昌的书籍出版,在《说文解字韵谱》之后,逐渐从雕版转向石印。梳理徐乃昌刊印《韵谱》的前后始末,也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20年代沪上古籍出版情况的认识。

《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通常被看作“形”书,其说解汉字的方法及对汉字的具体解析得到学史肯定。本文认为,《说文》还有重要的字用学价值,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假借”之“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泛指古代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结构和古文献中的用字;许慎对文字的定义和文字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表述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等也是就字的功能而言;“一曰”的说解则反映了同字异用现象;《说文》还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这些都说明《说文》从服务解读经书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汉字的使用功能,多方面揭示了汉语字词的各种关系。

汉字形义关系巧分析——《说文解字》对汉字教学的启示

本文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理论基石,以汉字中的同音字、形近字、近义字、繁简字为研究对象,从形义关系的角度分析构成理据不同的同音字、类别不同的形近字、细微差别的近义字,偏旁不同的繁简字等,揭示汉字字形和字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为汉字学习和汉字教学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说文解字>校订本》指瑕

《<说文解字>校订本》校勘精良,极便使用。本文试对其中一些衍文、夺文、讹误和标点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以剔刘其微瑕,以期能提高该书质量。

与狼共舞:《说文解字》狼文化意识精义锥指

20世纪以来,狼文化崛起于中国文坛,尤以《狼图腾》影响最大。《说文解字》作为忠实记录中华文明的字书元典,折射了先民对狼之认知历程,以《说文解字》与狼有关的字词训诂为考察目标,从汉字文化学之理论视阈,在万物有灵、铁血精神、生态文明三大维度系统剖古代中国狼文化意识。狼因其勇猛、执着、群居习性与人类的坚忍不拔、团结奋进和集体主义精神相似而被剔选为灵瑞动物、血缘始祖和氏族图腾,进而升华成敢于亮剑、自强不息的战斗意志、铁血精神。“虎狼之仁”“狼不残亲”等动物理念演绎为“万物同齐”的古典哲学论断,对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普世价值及经典案例。《说文解字》狼文化嬗变历程就是一部炎黄子孙赓续祖志、发愤图强、永不言弃的民族秘史、励志传奇。

《说文解字》专设部首统辖一个表意字的原因探索

《说文解字》只辖一个表意字的74个部首中,30个部首是根据归部的需要而另行设立的,部首、部内字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合体表意字的归部处理,遵循着归部和谐的原则,按照编排体例来进行。30个合体表意字在归部时,舍弃字形中业已存在的现成部首不用,而另外设置一个部首来归部,是为了让合体表意字以及字形中充当字头的义符归部和谐。部首的选择与设立,受《说文》统一的编排体例的制约。

《说文解字》中古文的音化考释

《说文解字》以六书理论分析字的形体、说解字义、辨明读音,保留了诸多珍贵的文字形体,其中古文数量相对较多,据商承祚的《说文中之古文考》统计,共得521个古文形体,对应《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共462个。选取古文中本来并非形声字但在文字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形声字的例字,考证其音化过程,这些例字或添加某些声符,或本有声符发生音转,或声符发生变化等,文字形声化过程与文字形体和意义的关联密切。

“参”及其同源词考——基于《说文解字》的同源词系联

《说文解字》作为一部训诂工具书,对于同源词系联有重大意义。基于《说文解字》系联,从“参”的本义“商星”出发,梳理其引申脉络,发现“参”有四个引申义:第一,数量多、程度深、地位高、高长之义,同源词有[女參]、黪、惨、渗、瘮、縿、毵、穇、槮;第二,参差不齐之义,同源词有篸、[犭參]、鬖;第三,交互、参与、掺杂之义,同源词有謲、糁、掺、碜、墋;第四,多方区分、验证、弹劾之义。

《说文解字》中的“二字相合”对称字

对称是汉字构形的一个基本特征,《说文解字》中有一类特殊的对称字,即“二字相合”对称字,这类对称字是由两个汉字一上一下或者一左一右相互组合而成的对称符号。以《说文解字》为底本,分析“二字相合”对称字的分类、形义关系以及成因,进而反映汉字发展的部分规律。

姚文田、严可均《说文解字考异》考论

姚文田、严可均编纂的《说文解字考异》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说文》异文总汇。本文对《说文解字考异》的性质、版本及价值进行了论述。在性质方面,文章指出《考异》是一部著作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在版本方面,文章对《考异》的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考异》的价值方面,文章指出《考异》从编纂到修订历时百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说文解字》牛部字与相关文化

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标志着我国第一部字典的诞生。《说文解字》“牛部”收字45个。本文对牛部字进行详细分类,分为自然之牛(牛本身)、文化之牛(与牛相关的文化)及其他类别,按照许慎“六书”造字理论将牛部字分为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三类,并以此来探寻《说文解字》每部之下各字的编排特色以及牛部字体现的特有文化。

《说文解字》空部首成因探析

学术界对《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空部首关注较多,但对空部首是否当立及其存在的原因,看法各异。按《说文》一字必入一部的编排体例来看,36个空部首无法归入其他部首,只能进入部首系统。空部首之所以没有部属字,是因为少数空部首,没有作义符参构他字,多数空部首,其参构字或者进入部首系统,或者选择归入另外的部首。空部首是《说文》立部与归部原则支配下的必然产物,其存在是合理的。

从形义角度管窥《说文解字》的刑罚文化

采用观察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对《说文解字》中的竹部、辛部、刀部、耳部、金部和木部等部首的刑罚字进行重文字形和意义分析,了解先秦两汉时期刑罚手段的多样化和残酷性,以及当代刑罚体系与上古时期刑罚的继承关系,为新时代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说文解字》马部字的六书分析

《说文解字》是一部解说汉字形、音、义的著作,其中马部共收字115个,新附字5个。通过从六书的角度对马部120个字进行分析并归类,共分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四类,由此可以看出马部字齐全的造字方法。

从部首字形误释论《说文解字》析形释义

以甲金简字形为参照,《说文》540个部首字形误释173个,约占1/3,其中比较典型的误认有99个之多。字形误释部首义类多样,分布比较自然,提示字形误释应属于自源性错误。字形误释部首约90%为低频部首,部内属字少,提示需要重新考量部首字形误释涉及范围与影响程度。即使是采用严判标准,60%字形误释部首的释义也是正确的。从构字频率与释义角度来看,部首字形误释程度与影响并不严重。这种情况,引发对于《说文》形义孰为中心、《说文》“形书”性质的讨论,亦引发汉字部件化进程与“六书”尤其是“形声”确指的思考。

基于“说文解字”的概念教学设计及实践——以“周长”为例

基于核心素养视角,以“周长”为例,阐述“周”“长”汉字的发展、周长概念的起源及含义,将“说文解字”的方式融入小学数学概念教学,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一种新颖的、注重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概念教学设计理念。

《说文解字》马部字的历时演变情况

《说文解字》是东汉时期许慎编撰的第一部系统辨音、析形、解义的字书。《说文解字》的马部收字丰富、流传甚广,研究价值较高。本文立足《说文解字》的编撰原则与体例,基于六书理论,结合马部诸字的形音义关系对比分析,对马部所收120字的基本情况及历时演变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并阐释马部字流传发展的动因。

《说文解字》“仓”及相关问题研究

在《说文解字》“仓”字基础上,通过分析传统文字学家、古文字学家对“仓”字的解释,探讨“仓”与“苍”的字际关系,发现“仓”是本字,“苍”是在“仓”的基础上分化而来的。“仓黄”有表示“颜色”和“急遽”两个义项,表“颜色”义先于“急遽”义产生,且唐代之后,多用于表“急遽”义,表“颜色”义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