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在日受容研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例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日本敕编汉籍目录,其内容、体例和思想主要参考了我国唐初时期著录最全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体现了多元受容的思想,可供目录学研究。文章主要从著录致用性、分类有序性、伦理价值性等方面,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隋书·经籍志》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古代日本对中国目录学的受容策略、经验与智慧,有助于完善展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体系及其影响。

《隋书·经籍志》“梁有五部目录”考辨

《隋书·经籍志》是唐代重要的史志目录,学界对其中所载“梁有五部目录”的解释多有争议。考察阮孝绪《七录序》和《隋志》文本,“五部目录”既非五种目录书,也非名为《五部目录》的目录书,而是包括术数书在内的五部分类方法,即阮孝绪所记《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使用的分类方法,《隋志》所记《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则是缺少术数书目录的不完本。

论史志目录编纂中的神话历史化——以《隋书·经籍志》为考察中心

《隋书·经籍志》是唐初官修史志目录,《隋志》在对“史部”“子部”书籍的分类与认识中表现出明显的神话历史化倾向。《隋志》《隋书》的编修中存在明显的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互动,而且这是唐初史书编纂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共同思想倾向。《隋志》在其书籍分类方式中所表现出的神话历史化倾向渊源有自,与其对《七录》等目录分类方式的承继、唐初史书编纂的共同选择以及史官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试论《<隋书·经籍志>考证》中的“类中分类”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四部分类书目,但《隋志》分类也有编次不当之处,于是姚振宗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对《隋志》进行了"类中分类"。文章从"类中分类"的缘起、特点及意义等方面对姚振宗的分类法做一初步的探讨。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发微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是迄今为止研究《隋志》的最为详尽之作,书首"叙录"部分巧为佳构,可谓引导读者学习和考察《隋志》的最佳资料。姚氏《叙录》采用辑录体式,辅以按语来解释、说明以及评论,藉此表达撰者观点和见解,其中针对《隋志》种种学术疑案的处理,足以解惑发蒙,启迪后学。本文拟结合《考证》及其书尾"后序",阐发《叙录》的微妙之处,为读者更好地利用《隋志》以及姚氏《考证》创造条件。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辨误三则

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是迄今为止对《隋书·经籍志》研究最为详尽的著作。但由于篇幅浩大,难免有疏忽之处,笔者于研究个案之际,偶检三误,现予考辨。

《四库全书总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征引与辨正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大量隋代藏书,且注文附载多为隋朝已散佚的典籍,反映出六朝书籍的大致存佚状况,它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典籍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文化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四库全书总目》征引《隋书·经籍志》,用以考证其所收录的唐前文献。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亦存在纰缪遗漏,《四库全书总目》凭藉有关文献典籍对其内容进行辨正补阙。

清辑佚家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的文献价值

《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著录文献宏富,借其可考见唐以前典籍存亡状况及评述东汉以来学术状貌,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简称《考证》)是现存第一部系统考证《隋志》的著述。章宗源广采经史传注、类书杂抄等,考订谨实,辑补详核。《考证》的文献价值主要在于:增补《隋志》缺载书目,还原唐前史部著述原貌;搜采已佚典籍之文,明佚书体例以及考订《隋志》著录书目,追源溯流。同时,《考证》纂修过程体现出清代辑佚注重标明佚文来源,严谨勾稽文献,与考证、校勘有机统一。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隋书·经籍志》:目录学的历史贡献与学术价值研究

《隋书·经籍志》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领域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其在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史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该志书不仅是对隋朝及其以前图书文献的详尽整理和总结,更是对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一次重要革新与拓展,展现了其承上启下、推陈出新的历史地位与学术意义。因此,对于《隋书·经籍志》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历程,更能够揭示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目录学发展的深远影响。本文将从编者及编撰目的、书籍结构及内容、评价三个角度对《隋书·经籍志》做一初步探讨。

关于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三个问题

《隋书经籍志》在我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众所周如的。清代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下简称为《章考》)虽仅存史部,却是现存对《隋书经籍志》的第一部系统考证著作其在中国目录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研究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笔者拟据所见的资料,对如下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略加探讨,以就教于识者同好。

论杨守敬考证《隋书·地理志》的成就与不足

《隋书地理志考证》是杨守敬研治历代正史《地理志》诸多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种,作者归纳其成绩约有七个方面,即校补脱漏的州、郡、县;订正原文讹误;订正引用文献的讹误;校补脱漏、删除衍文;乙正倒文;纠正总管府为西魏所置之误;纠正政区置废时间之误。同时,作者对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做了较为详尽的学术检验,经过分析杨守敬以封爵补政区之例,发现清代以来至今大量存在以封爵来考证梁、陈、北齐、北周、隋代政区的现象,因此作者梳理了《隋书》里所有郡、县封爵与本郡本县沿革的对应关系,基本可以否定清代以来以封爵补政区的传统做法,因此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等书凡以封爵证明、校正、补充、纠谬政区沿革之处皆不足信。

《隋书·经籍志》在文学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

《隋志》正式确定“集部”集中著录文学文献，同时又以部、类序论形式界说类别性质，阐述文学源流，既成为研究先唐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分类法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后,官簿私录,多所沿袭,少有变更,这种状况,可以从史部类目中得到反映。后世目录分类之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基本上是被继承了的,即变化甚微或无所变化,后来又新增章奏、岁时、诏令等类目,其原因盖与某类书的数量及目录学家的看法紧密相关。

从《隋书·经籍志》看中国唐朝以前的农学著作

叙述了何谓《隋书·经籍志》及其内容、体例,对《隋书·经籍志》中的农业著作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唐朝以前农学著作的概况及特点。

《隋书经籍志》所据“旧录”新探

《隋书经籍志》所据“旧录”新探张固也《隋书经籍志》总序中说：“今考见存，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人之。”这里的“旧录”，显然即《隋志》正文著...

论《隋书·经籍志》在图书分类研究中的价值

《隋书.经籍志》是唐初官修的一部史志目录,论述汉唐间五百多年图书流传及存佚情况,因而它也是一部重要的学术源流史和图书分类学著作。《隋书.经籍志》确立的四部分类法,对唐宋以后尊孔读经、重视历史、充分发挥孔孟思想和史学在治国中的作用有积极影响,也是唐太宗治国思想的重要表现。

《隋书·经籍志》编撰思想探源

《隋书·经籍志》的编撰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式意义,对其编撰思想进行研究,不但能探明其成书规律,推究我国古典目录学发展的思想脉络,更能为"图书馆学中国化"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比较探析

《七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文献学史上的重要文献目录,均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三者在体例因袭、著录、分类和创新等方面存在着诸多联系和区别。

《隋书·经籍志》“总集”概念辨析

现今仍有许多学者对《隋书.经籍志》总集多有收录某些作者的个人作品集存有争议,如"毛伯成诗一卷"、"江淹拟古诗一卷"等;清朝的大学者姚振宗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中也对"毛伯成诗一卷"、"百国诗四十三卷"等作品集何以被编入总集存有疑问。对此,文章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序与《隋书.经籍志》总集之小序所述进行比较,并对《隋书.经籍志》总集中的多个作品集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隋书.经籍志》总集的概念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的概念,与我们现在所理解之总集的概念有所不同;后两者的"总集"是单纯的总而集之,而《隋书.经籍志》总集是"选而集之,而后总为一类成为总集"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