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适的学术活动涉及许多方面,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都有所建树,一生曾获得35个博士学位。胡适所处的时代,是目录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时期。目录学在一代艺坛上争得了一席之位。当时除大学图书馆学系本科讲授目录学外,许多大学的中文系也开设了目录学的课程。一些著名学者在目录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胡适就是其中一人。在胡适的目录工作实践中,也贯穿了他的治学方法。

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适先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发表之后，引来了众多的批评。通过调查《书目》的创作过程、版本流传情况，进行外部考证，通过分析“最低限度”的实质性含义进行内部考证，可以发现这些批评多半属于误读和误解。《书目》所贯穿的精神乃是以“历史线索”，取代小学，作为国学门径，旨在通过书籍阅读，来把握相关学术领域的历史演变线索。从这一角度而言，胡适先生的《书目》虽然收录书籍数量繁多，但是要求学生必须记诵的东西非常简要，颇适于初学。

胡适、梁启超开出的国学入门书目

一个国家的固有学术文化．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命脉。作为中国人,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国学术文化知识。80多年前．胡适和梁启起曾分别给青年人开过国学入门书目。这两份书目对今天的国人虽未必完全合宜．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当代书目推荐活动概况

“最低限度书目”的胡梁之争 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书共190种。梁启超认为，胡适本人正在敞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所表示的，只是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藉的资料，并不适合一般青年测读。不列《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反而列入白话通俗小说《九命奇鬼》、《三觖五义》等，更让他不能容忍。他说：“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同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用3天时间开出了含有160种图书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后来他又为“校课既繁”、“所治专门”的青年学生精简成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包括《四书》、《易经》、《楚辞》、《文选》、《李太白集》等二十余种，

近代学人从书目角度对大学国学教育的思考

近代中国为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异常激烈的时代。随着西方大学体制的引入与建立,国学在近代中国的学习与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为引导青年学子学习国学,近代大学中的国学大师常以开列国学书目的方式为后学指点国学学习的路径。其中较有名者有吴汝纶、梁启超、胡适等人。他们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起步阶段关于国学学习及传承的思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理想与不理想

开书单子文乎一点的话叫作列导读书目,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说它吃力,因为必须要览尽一个学科的图书才可甄出个高低,才能推荐出几本或几十本书;说它不讨好,是因为有时自己的观点不但受不到别人的称赞,反而会招致别人的反对乃至批判。本世纪20年代(大概是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子之邀,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对之有不同意见,

李学勤谈青铜器 青铜器入门之三

青铜器研究既然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有着相当长久的历史，自然积累有大量的文献和材料，而有关论作又正在与日俱增，其数量的繁多，早就使读者目不暇给。上个世纪，胡适先生等曾编写“国学最低限度阅读书目”，这里仿其先例，列举一批关于青铜器和金文的最低书目，或许对初学者有所帮助。

胡适和梁启超的“国学书目”

国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较大事件,都发生在二十年代。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并因此引出一番争论。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

文怀沙为我开书目

拙文《文怀沙先生教我学习古文》在《书法导报》发表以来,不断有朋友来信询问,并索要文怀沙先生开列的46篇古文篇目,以期自学有成。

书的旧事与启示

是先有编辑还是先有书,恐怕是一个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说不清楚的问题。这不去说。编辑和书倒是天生有必然的关联,不仅仅是因为工作,不仅仅是要制作书、从如下旧事里我们或许可以觅得一些启示的。 书目之争 1923年初,胡适曾给青年开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初有190种书目,曾引起轩然大波。后精简为39种。而在此前的1920年后,开风气之先的胡适也曾拟有一个大致类似的书目叫做《中学国故丛书目录》。不过影响并不太大。 梁启超就很不以为然,也应《清华周刊》之约拟了一个书目(26种),并写了《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和《治国学杂话》两文,其中指出:“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它文不对题。”又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书目》,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章太炎1924年在《华国月刊》上也开列了一个《中学国文书目录》计39种,自然他侧重的国学是以经学为主的。

经典:如母,如父,如情人

书海苍茫,良莠杂陈。就提高一个民族素质而言,读书不仅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纪律”(梁实秋语),因此,江泽民总书记呼吁“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熟读”,就很有意义。1923年3月,胡适曾开列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张之洞等饱学之士也都有过类似的举措。具体到哪一本书必读当然不是不可商榷,但是这种对图书的遴选本身,实际在传递并强调着一个信息:读书应该重视经典。其理由大致有三:第一,经典如母亲,群体文化由此孵化。较之于一般图书,经典是源。世上的文字作品固然汗牛充栋,数不胜数。

莫将“胡说”当神话

2005年二期<山西文学>有一篇韩石山先生的<"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讲得是鲁迅和胡适之间的一场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