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空错位的身份重构论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生命救赎

白先勇小说《一把青》写出20世纪40年代外省族群颠沛流离到中国台北的地方想象。以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结合文学地理的空间角度做文本探讨。主人翁朱青因国共内战被迫从南京迁移到中国台北生活,身为军眷的她,从历经丧夫之痛的彷徨无助到成为军中炙手可热的交际花。本论文借由其后殖民主义理论里的“阈限空间”概念,分析小说角色在空间移动过程的身体书写,进一步从空间的错位试图找寻朱青“他者身份”的重构,终于使她在大时代的纷乱里完成自我生命的救赎旅程。

以亚里士多德“情节中心”悲剧理论分析白先勇《一把青》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悲剧定义,并阐述了悲剧“情节中心论”的必要性。为了进一步展示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在实践中的深刻含义,本文将从悲剧“情节中心论”中的突转、发现与苦难这三个角度,解析白先勇所著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一把青》一文,以此激发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思考。

《一把青》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白先勇是美华文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一把青》除具有现实主义主题外,还具有弗洛伊德主义的两大主题,即“死的本能”和“里比多”说。本文试从这两大主题出发,对《一把青》进行精神分析学的解读。

《一把青》的悲剧意识解读

白先勇《台北人》中的人物,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贫富各殊,行业各异,但每个人都背负一段沉重的往事,都和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关系。尤其《一把青》中朱青的前后期生活的强烈反差,更能够体现白先勇对人生无常的无奈,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本文试从爱情、生命存在和历史文化三个维度来解读《一把青》的悲剧意识,深化对白先勇《一把青》的悲剧意识的理解。

凡人故事,时代隐喻——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跨媒介分析

2015年,台湾导演曹瑞原将白先勇的小说《一把青》搬上荧幕。他将近万字的小说文本拓展成长达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无论在人物设置、故事情节还是叙述空间上都有较大的调整和改动。难得的是,这种调整与改动不仅充分体现了原著精髓,更在此基础上深化和明晰了个体故事背后的群体性时代经验,成为有别于官方历史叙事的边缘性'历史'再叙述。同时也照应了白先勇隐藏在文本深处的关于人性、命运等问题的思索。

唱尽一曲乱世悲歌——谈白先勇小说《一把青》

对人生的同情与悲悯一直是贯穿白先勇小说的一个永恒主题。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战争成为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现实。对于那些出征战场的军人而言,为自己的党效忠就成为了他们的永恒使命,但对于那些留守的军人眷属而言,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亲人能平安归来。白先勇的短篇小说《一把青》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讲述了女主人公朱青在丈夫因战争不幸罹难后整个人生轨迹的转变,谱写了一曲令人唏嘘的时代挽歌。

论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女性悲剧

小说《一把青》以空军家眷朱青的情感历程为线索,展现她在战争年代求而不得、天人永隔的爱情悲剧,流亡异乡、精神漂泊的生存悲剧,以及在无法直面的人生困境中陷入孤独的命运悲剧。这三重悲剧,既是特殊时代的群体悲剧,也是朱青强烈的自我意识导致的个体悲剧。三重悲剧,增强了反映女性现实悲剧的效力,体现白先勇直面女性惨淡现实的勇气,激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女性的困境出路。

浅析电视剧《一把青》叙事内容风格特征

台湾电视剧《一把青》作为一部包含历史与战争元素的爱情剧集,在播出过程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与播放量,剧集获得成功与其叙事内容与形式息息相关,通过人物设置、对重大历史题材的模糊化处理以及倒叙结构等叙事内容与形式方面的创新,使得纪实与虚构相结合,历史事件与个人经历相辅相成,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相得益彰。

“凡人系列”与“展开”叙述——论白先勇《台北人》的“凡人”故事

白先勇《台北人》中的三篇作品——《一把青》、《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花桥荣记》,可以归属于一个"凡人系列",它们一起展示了巴尔的"展开"式叙述品格。这三篇小说在人物题材、原乡书写、叙述方式等层面都具有一定的叙述隐秘。

叹惋那些被损毁的灵魂——简析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

白先勇说：“妇女是我挖不尽的宝藏。”徜徉在白先勇小说的字里行间，认识了他塑造的许多不同境遇、不同年龄的女性形象。如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朱青（《一把青》）、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钱夫人（《游园惊梦》）、黄凤仪（《谪仙怨》）、金大奶奶（《金大奶奶》）、玉卿嫂（《玉卿嫂》）、李彤（《谪仙记》）、娟娟（《孤恋花》）……作者的笔锋透过时代的变幻与动荡，透过人世的黑暗与冷酷，透过人物生活的起伏与不定，运用细腻、含蓄、深沉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