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影响诗歌翻译的因素——以《一朵红红的玫瑰花》的不同中文译本为例

诗歌有着其他体裁无法相比的深厚文化内涵,以致于很多学者都认为“诗不可译”。本文拟从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作品《一朵红红的玫瑰花》的不同译本与原诗的比较来分析影响诗歌翻译的因素。文章认为除了语言与文化因素之外,影响诗歌翻译的还有韵律。

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身体叙事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小说中的身体作为欲望的象征被作家赋予重要意义。一方面,身体承载的旧南方腐朽文化,摧残了以爱米丽为代表的南方女性的身体与心灵,具有批判意义;另一方面,身体作为被权力阶层长期迫害的客体,具有抗争意义。以身体叙事为切入点,依托福柯的身体哲学与权力理论,分析爱米丽被压抑的身体欲望、短暂觉醒的主体意识以及在三重压迫下最终走向枯萎的身体和失败的反抗,阐明权力并非一种单向度的统治力量,而是一种流动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网络,有利于揭示福克纳在文本中蕴藏的人文主义关怀与对南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爱米丽的伦理悲剧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作为福克纳所著短篇小说中的翘楚,一直备受关注。小说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野内,探讨爱米丽身上所具有的斯芬克斯因子,以及爱米丽的兽性因子(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和人性因子(理性意志)的冲突与博弈导致的伦理悲剧。由于陷入责任与情感的两难选择,爱米丽做出了杀死伯隆的伦理选择。福克纳再现了内在矛盾激烈的美国社会中人物常常陷入两难选择的情况,只有用理性意志控制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才能保持独立思考,拥有理想的幸福生活。

福克纳小说中声音和色彩的交织对突出作品悲剧性的作用——以《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为例

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以其无与伦比的悲剧美震撼了无数读者。在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在感官上的交织使他的小说呈现出强烈的悲剧感。在他众多的感官描写中,尤以声音和色彩的使用对其小说悲剧效果的创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以《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小说中的言语文本为基础,依靠小说文本中对声音和色彩的运用分析,探究声音、色彩背后的萧条与荒凉的悲剧性。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语象叙事

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讲述了美国南方旧传统没落之时,小镇上一个怪诞的爱情“鬼故事”,其语言呈现出鲜明的语象叙事特征。本文从语象叙事切入,通过文本细读,从小说中的场景、人物两个方面的图像化表述阐明语象叙事与主题呈现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福克纳利用语象叙事,在小说中用语言勾勒出爱米丽的生存空间、绘制出一幅哥特式的“南方淑女”肖像图,体现了美国南方父权制文化下女性的悲剧,以及福克纳对美国南方淑女神话的批判。

译者意图与读者期待——论《一朵红红的玫瑰》两个中译本的翻译策略选择

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对郭沫若和李正栓的两个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在分析原诗文本类型、语言功能的基础上,对比分析郭译本和李译本在翻译该诗时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研究表明,为了满足不同时期目标读者的期待规范和审美诉求,实现各自译本在目标语文化语境中的交际功能,译者采用了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其实质是由译者自身的翻译目的或译者意图来决定的,而其理论预设则是功能翻译理论所谓的"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的经典论述。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与《远大前程》叙事比较研究

美国现代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深受狄更斯的影响。他的著名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在叙事视角、叙述声音、变态人物、变态情节和叙述技巧等方面都表现出对狄更斯《远大前程》的模仿;但福克纳所赋予作品的特殊南方地域色彩又使其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使之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前人的范例。

从《一朵红红的玫瑰》看英诗汉译的发展

文章简要介绍了英诗汉译的三个发展阶段 ,并通过对《一朵红红的玫瑰》在不同阶段的翻译版本及其特点的分析 ,论述了英诗汉译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与完善。

虚构与象征的典范:《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兼论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

虚构和象征是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善于通过虚构的手段叙述故事,并以不同寻常的故事情节来表达作品的象征意义。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其虚构与象征相结合的代表作之一。该作品对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社会的认同与否做出了心理结构分析。福克纳小说创作的经验对中国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莫言在改革开放时期,向福克纳学习的同时力主自主创新,为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以及发挥文学的文化软实力作用做出了表率。

巧拨爱的琴弦——解读彭斯的爱情诗《一朵红红的玫瑰》

罗伯特·彭斯是18世纪末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特别擅长抒情短诗的创作,而《一朵红红的玫瑰》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在短短4个诗节中,作者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所爱之人纯真的爱恋及其朴素、纯洁的爱情观:无私、永恒、相濡以沫。

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对话——《一朵红红的玫瑰》和《情歌》诗歌语言比较

《一朵红红的玫瑰》和《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简称《情歌》)的诗歌语言体现出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对话意味。前者采用确定性描述和确定性指称赞美爱情,歌颂个人情感,崇尚自我,其创作方法冲垮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城堡,它那与爱情命题相吻合的具有真值性的直言不讳的比喻使它成了诗坛上的爱情绝唱;后者采用不确定性描述和不确定性指称构成虚拟的交际语境,其创作摒弃了浪漫主义"直抒胸怀"、"惟我独尊"的诗学思想,以它那与爱情命题相悖的怪诞的隐喻但又具高度口语化的互动言语开辟了现代诗歌的先河,成为爱情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

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哥特式特征

福克纳的著名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运用了哥特手法,该小说的哥特式特征主要体现在主题与情节构造、人物形象、场景与肖像描写、神秘性与幻觉四个方面。作者运用哥特手法,通过对爱米丽悲剧一生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南方社会历史上与清教密切相关的旧传统、旧体制,强烈谴责了非人道的传统道德与清教对人性的摧残。

译无定法 亦非无法——读《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译文

对译者来说,解读、翻译文学作品的主要客观依据是原作文本。问题是,即便原作文本提供的各种因素,例如词汇、句式、修辞手法等都是客观的,解读的途径仍千变万化、因人而异。《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译文的经验揭示了翻译的辨证法:译无定法,却不是无法。

南方情结与《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对南方故土一直怀有一种爱恨交织、既分难舍的南方情结,他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形象地再现了他对南方的这种复杂感情。本文拟从《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玫瑰标题的寓意、爱米丽小姐的庄园及其周边环境描写的象征意义和爱米丽小姐的爱情悲剧根源这三个方面来透视福克纳这份难以割舍的南方情结。

浪漫玫瑰的乐章——《一朵红红的玫瑰》之文体学解读

《一朵红红的玫瑰》是英国18世纪末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代表作之一,文学史上其影响经久不衰。本文从文体学角度解读这首诗歌在音韵、节律、修辞手法上的独到之处,对彭斯的诗歌艺术进行分析,阐明《玫瑰》之诗的"音乐性"所在。

被简化的“玫瑰”与被繁化的“盟誓”——《一朵红红的玫瑰》的诗学解读

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代表作《一朵红红的玫瑰》承继英诗以玫瑰喻爱人的传统,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对于玫瑰意象诗学内涵的扩展入手,分析该诗可以获得新的解读。与安德鲁·马维尔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中夸张运用相比较,《一朵红红的玫瑰》夸张运用的目的不是为了彰显慷慨而是为了表达真诚。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身份探寻

本文从分析福克纳的著名短篇《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入手,论证了主人公在自我身份探寻中的悲剧性迷失,其实也是美国内战后南方人心态的真实写照,更是整个西方社会在经历一战、陷入精神荒原后的普遍情感体验。

后殖民主义视阈下的女性主义诗学观——聚焦《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女性形象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20世纪伟大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凸显出作者精湛的写作技巧与超凡卓越的想象力。引入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来解读福克纳投射在爱米丽身上的女性主义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南北战争后,以"南方淑女"形象为典型代表的南方传统的塑型过程以及其捍卫方式,考察爱米丽通过自我建构过程实现对南方传统的颠覆与反拨,解读在南北双方文化的碰撞、杂糅与商讨过程中爱米丽实现自我救赎的方式,以此透视福克纳对南北方怀有的情感。

“她”在“我们”的视野里——《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叙事解读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经典之作,其叙事手法—"她"在"我们"的视野中——独特而新颖。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其叙事手法正是该短篇小说意义丰富而难解的原因所在。因此,解读其叙事也就是对其意义的解读。文章认为,这种复杂的叙事体现了作者对传统价值观的眷恋和谴责的双重矛盾心态。

旧南方棺椁上的一朵玫瑰花

过去，人们认为《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一个南方哥特式的恐怖故事，女主人公被看作可恶而可怖的变态魔鬼。认真解读本文，并还原小说人物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后，本文对此有不同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