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述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书由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学者山井鼎考文、物观补遗 ,是《四库全书》中仅有的两部由外国人纂集的经学著作之一 ,在日中两国学术界都有很大影响 ,也是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珍贵文献。日本中国学家狩野直喜有《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 >考》一文 ,考证作者生平、成书经过及传入中国始末。本文则主要论述其学术背景、卷数问题 。

乾隆中后期《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的传抄与阅读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书约在乾隆中期传入中国,颇得乾嘉学者的重视。但在阮元翻刻此书之前,乾嘉学者大多只能通过借抄的方式了解此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高邮王氏旧藏《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抄本、北平图书馆旧藏吴骞抄校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录》,恰可作为考察乾隆中后期此书在学者们之间流传、阅读、研究的佳证。这两个抄本反映出乾嘉学者对《考文补遗》关注的不同面向,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前者为高邮王氏父子旧藏,留有钱坫跋语,可知钱坫在四库开馆后不久即抄出《考文补遗》;后者为吴骞出于校正经文的目的向鲍廷博借抄而得。而大约同时期,卢文弨、周广业等浙江学者皆曾借鲍氏此本校经,对《考文补遗》寄予莫大的关心。

從寫本到刊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成立考

在享保刊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成立之前,除《七經孟子考文》寫本之外,還有《考文補遺》寫本。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與國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各藏《考文補遺》寫本一種,本文將這兩種寫本與《考文》寫本、享保刊本比較,可知宫内廳本《考文補遺》是享保刊本的起點,其價值已得明治以來圖書寮及内閣文庫工作人員公認。而内閣文庫本《考文補遺》很可能是上版刊行之際承擔出版任務的江户書肆所用底本。透過分析荻生觀補遺的内容,還原補遺經過及思路,可知荻生觀並未完全掌握山井鼎的校勘原意,亦多未曾超出山井鼎原有的發現。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写本《七经孟子考文》发微

《七经孟子考文》为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学者山井鼎所著、后经物观补遗,是在中日学界都有较大影响的经学著作。狩野直喜曾购进'山井手定献进本',并对《七经孟子考文》做了深入研究,该本现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京大本是《考文》存世写本中最早、最接近山井鼎原稿面貌的本子。将京大本与初刻本比勘后可知,《考文补遗》一书主体部分实为《考文》,《补遗》所占份额极小,而且整体架构也都是《考文》固有的,未尝改易;物观所作《补遗》主要进行了补缺和正讹工作;京大本与初刻本相比疏漏、讹误更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成書考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藏山井鼎手校嘉靖本《十三經注疏》是考察其工作過程及《七經孟子考文》誕生背景的重要资料。本文充分利用東方學數字圖書館公開圖像,同時覈查原本,對山井鼎校語進行全面分析與整理。解明諸經之中,山井鼎對《禮記注疏》用力最勤,其校讎方法也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逐渐完善。初赴足利學校期間,山井鼎僅著眼於足利藏宋本五經正義。再赴足利之際,各種古抄本及古活字本亦進入其视野,反映出其校勘思想的轉變。通過分析校語,探明手校本與《考文》之間的關係。此外,還有不少未曾收入《考文》的校語,可以説明山井鼎的性情、閱讀譜系及師承關係。

《七经孟子考文》正副本研究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是在《七经孟子考文》基础上完成的。若研究《补遗》及山井鼎的学问,则不能绕开《考文》。而《考文》并无刊本,只有写本。本文对《考文》正副三种写本展开调查,稽考各自的流传过程及现状,并从笔迹、内容等方面解明三者关系,兼考此书在藏家、学者、旧书店和图书馆之间流转之命运。

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

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杭州大学中文系陈东辉在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关系史上，典籍的交流无疑是其中繁富而灿烂的篇章。而作为古代文化汇聚和总结的古籍丛书，对于中日典籍交流起了殊可称道的重要作用。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古籍丛书的考究，同时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亦颇有兴趣...

阮元与《十三经注疏》

阮元主持编写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主要成绩，在于比较经疏版本异同，校正其沿袭已久的众多讹误脱漏，从而使《十三经注疏》的质量大为提高。阮元于嘉庆年间在南昌学堂主持重刻《十三经注疏》，并附录《校勘记》，使宋本注疏复行于世。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为诸本中之最善者，当时及后代学者对此多所嘉许。同时，阮刻《十三经注疏》尚有不少流误。

影响、接受与互补：19世纪中朝文人的文学交往

１９世纪朝鲜文学的发展仍显示了与清代文坛的密切关联、尤其是著名的实学派文人金正喜、申纬、李尚迪等朝鲜文人积极展开入燕文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两国间的文化、文学交流，从而充分体现了不同民族（国家）之文化交流中的影响、接受与互补之辩证关系。本文通过两国文人的相互交流过程的考察，指出它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位置和意义。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對《考文》古本的利用及其不足

阮元在《七經孟子考文竝補遺序》及《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中對《考文》古本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序》認爲古本可信,爲先唐寫本;《凡例》卻認爲古本可疑,當是采自《正義》《釋文》,且經山井鼎等篡改。通過對日本所存域外漢籍及敦煌《詩經》殘卷的考察,知古本當是出於六朝隋唐寫本之抄本,同時又經後人以刻本校勘,故時有出自《正義》及《釋文》之文字。因此,《序》與《凡例》之認識各得一端。但《凡例》以古本之局部缺陷而否定其整體,遂使其價值未得到充分重視和利用,頗爲可惜。又《校勘記》編纂時以《凡例》之説爲主,又時有從《序》者,致使體例不嚴,且因誤遵《凡例》説而使有關古本的校語多存瑕疵,實屬遺憾。

中国古籍丛书的价值

古籍丛书作为中国古代典籍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重要载体与突出象征，其数量甚巨，收入《中国丛书综录》者达2797种，加上其它未收之古籍丛书，约有6000余种之多。另据杨家骆统计，中国历代著述之确曾成书并经著录者至少有25万多种。

山井鼎手校闽本诸经校勘日志辑证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山井鼎手校闽本诸经保存了山井本人所做的句读、校语及日志、题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吉川幸次郎先生对其进行初步研究,认定为《七经孟子考文》之底本.本文完整迻录诸经校勘日志,并对校语进行分析归纳,从而厘清山井校勘诸经的先后次序和起讫时间,得出山井手校闽本并非《考文》之底本的结论.闽本校语汇集了山井前期校勘工作的成果,在《考文》成书过程中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是直接的底本,但在校勘学上可以视为工作底本,在《考文》成书之前应该存在一个将闽本校语过录到底本(汲古阁本)上的环节.

闽刻《十三经注疏》山井鼎手校本价值考论

山井鼎是日本享保年间取得经学校勘里程碑地位的第一人,他的校勘成果萃为《七经孟子考文》二百卷,并被中国乾嘉学者卢文弨、阮元广泛采用。关于山井鼎足利校书的时间、过程,今借助日本京都大学藏山井鼎手校本,才可以给出具体的结论:集中在享保五年秋、享保七年八月十三日到享保八年十一月廿五日两个时间段,持续到享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此时间内完成了《礼记》、《尚书》、《周易》、《春秋左传》、《毛诗》、《论语》、《孟子》七经及古文《孝经》的校勘。手校本以闽本为底本,保存了山井鼎校经的原始面貌,直观体现了山井鼎以版本对校为主的校勘方法,同时提供了大量不见于《考文》的条目、按断,具有重要价值。

部分日本室町写本《周易》的宋刻唐写融合特征

日本室町时代(1393—1573)部分写本《周易》既有宋刊本特征,又有唐写本的异文,是一种融合了宋刊本与唐写本的特殊文本。此类文本今时日本早稻田大学、内阁文库各有一本。杨守敬日本访书时亦曾据此类文本影抄一部。根据校勘,《七经孟子考文》记载的足利学校所藏三种古本《周易》与此类文本大体相似。江户时代(1603—1867),这类特殊的《周易》写本过渡到刊本形态,刊本当中包括《七经孟子考文》所引足利本《周易》,以及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活字本《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