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注》同素异序词探析

汉语词汇系统中,语素相同、语素组合次序互异的一组词,互称为同素异序词。同素异序词在先秦文献《诗经》中就已经出现,在中古汉语中已屡见不鲜。《三国志注》成书于南朝宋,词汇丰富且能反映汉魏六朝时期的语言词汇面貌。本文对《三国志注》中AB和BA形式两序并存的55对同素异序词和与现代汉语相比只有BA形式的5个逆序词进行探究,分析它们在语义构成、出现情况及历时发展等方面的表现,以期对研究词义演变规律起到一定作用。

裴松之《三国志注》词语例释

裴松之《三国志注》及其所引用的六朝文献是研究中古汉语的珍贵语料,具有较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其中有些词语的涵义或辞书未收,或辞书已收,但义项有所缺漏,给阅读裴松之《三国志注》造成了一定的理解困难,对这些词语进行训释实属必要。考察发现,这些词语的结构类型基本是联合式,“褊厄”“废杀”等多是同义连文构成的联合式词语,“烦疼”“美厚”是形容词连用构成的联合式词语。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 ,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 ,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 ;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 ,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 ,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 ;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 ,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 ;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 ,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 ;这种新的研究范式 ,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 ,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

南朝刘宋时期,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用了大量的杂传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从形式上看,这些杂传与史传不同,它们脱离史书独立存在,思想自由,篇幅短小,灵活多样,标志着魏晋时期古典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艺术渊源看,它们继承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传统,但又有发展,往往以细节和人物的言行刻画传主形象,心理刻画较为细腻,且具有传奇色彩和感情色彩。它们既补充了《三国志》的不足,又使历史人物个性化,因而有较高的史学、文学价值。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辨析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魏晋之际三国史研究的总集,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清代嘉庆以降,考证裴注引书和根据裴注引书编辑索引者已达19家之多。由于研究者均没有完全吸收其以往的成果,也没有确定完整的引书标准,因而研究的结果有多处重复,而数量则由140余种至255种不等。考证结果的巨大差距也导致了普及的混乱。本文在总结以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的六条标准,并根据标准辨析裴注引书为245种,另有11则出处不详。

《春秋》笔削见义与传统叙事学--兼论《三国志》《三国志注》之笔削书法

笔削原指史料的删存去取,乃历史编纂学之必要步骤。笔与削彼此互发其蕴,互显其义。笔而书之,排比史事可显意,连属辞文亦能见义。《春秋》笔削书法,一变为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再变为详略、异同、重轻、忽谨、先后、因变之史法,三变为曲直、显晦、有无、虚实、忌讳、回护之义法。或笔或削,大抵出于作者之独断与别裁,为一家之言所由生,藉此探索文心、史识、史观、历史哲学,可谓顺理成章。方苞会通经史古文,提倡义法,强调法以义起,法随义变,为中国传统叙事学着重笔削见义、比事属辞之“法”提供了学理依据。《春秋》《左传》等史籍“言有物”之义,大多推见以至隐,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古典小说与戏剧叙事渊源于史传,笔削书法,自可作为解读《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志演义》等史传、小说、戏剧叙事之津梁与法门。

从《让县自明本志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

从《让县自明本志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布仁图裴松之（公元３７２──４５１年），南朝刘宋时人，乃是著名的史学家，尤以注释陈寿《三国志》而闻名。《宋书》中说他“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故籍。”①他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为同一时代人...

浅论《三国志注》的历史文献学价值

本文在简单介绍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和前人对《三国志注》的研究情况的基础上从史料价值、史学史价值和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价值三方面对《三国志注》的历史文献学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它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着明显的进步。同时裴松之发展了历史考证学。

二十世纪以来《三国志注》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主要从六个方面,对学界的这一研究现状进行总结评述,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图进一步促进对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研究。

裴松之《三国志注》之史论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兴起促进了史论的发展。裴松之《三国志注》之史论在"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的论辩思想指导下,采用析之以理的论辩方式,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在语言运用上则取譬连类、辞符其实,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论裴松之《三国志注》与《三国演义》的关系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长期以来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随着对《三国演义》深入、细致的研究,注意研究裴《注》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这种研究的共识为裴《注》是《三国演义》素材的主要来源之一。笔者认为,这种共识是完全正确、毫无疑义的。但是,裴《注》与《三国演义》的关系远不止这一方面,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此做粗略的阐述。

裴松之《三国志注》

裴松之《三国志注》历来被视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其富有开创意义的注疏体例，丰赡的历史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国志》裴注对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在《史通.补注》中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裴注的否定。事实上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并不反对其中的"论辨"。而在论述史学价值、撰史准则和史书体例要求及比较研究上,刘知幾则对裴注多有借鉴,是阳毁其注而阴效其法。

《三国志》及裴注时误积微识小录

《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文中,有多处时日讹误,主要表现为年号讹误、年误、季误、脱闰、月误、日干支误、失序、综合讹误等。

寓论断于注释——《三国志》裴注表微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不是纯粹的就史而注史,而是巧妙地运用一些方法,将自己的论断寓于注释之中,并且是不用自己发一言一语便能显现出来。这种透过注史来表现自己论断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史学仍有重要意义。

《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学价值

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并行流行于世,由于《三国志》过于简略的缘故,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广征博引,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史料。裴松之的注开创了史注新的研究范式,发展了历史考证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董卓当为司徒种暠所辟——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吴书》辨疑

裴松之在《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前，注引《吴书》称： 郡召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并州刺史段颊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

赵一清《三国志》研究成就发覆——以《三国志注补》为例

清代《水经注》研究大家赵一清亦是不容忽视的《三国志》研究专家,其治《三国志》之功不在《水经注》之下,这从其所撰六十五卷本《三国志注补》可见一斑。赵一清从字句考订、词义训释、意义阐发、史实补充、地理诠解、官职考释、人名疏证、书名疏释、异文辨析、讹误纠擿等十个层面对陈寿《三国志》原文以及裴松之注文中相关内容进行深入探研,构成《三国志》研究史上的重要一环,值得学界深切关注并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