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东吴三督”比较论——兼及罗贯中创作历史小说的加减法运用

“东吴三督”是指吕蒙、朱然和陆逊。其中朱然接任吕蒙为都督的史实,得以澄清;朱然在孙权心目中的地位颇为突出,几可与吕蒙、陆逊并列。三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与孙权关系皆非同一般:吕蒙与孙权有师生之谊,朱然与孙权有同学之情,陆逊与孙权有亲属关系。荆州战役中吕蒙是指挥者,功居第一;陆逊协助吕蒙施骄兵计,且“为前部”,得到拜将封侯的重赏;朱然因“禽羽”功大而升职封侯。夷陵战役指挥者是陆逊,功居第一;朱然“并力拒备”,功居第二。罗贯中对“东吴三督”形象的塑造,较之史传是以减法为主,重要情节减中亦有加。从当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层面来说,罗贯中所用减法之处亦是当下可用加法的有利之处,罗贯中无意中为后人留下更大的再创作空间。

《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

《三国志演义》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通俗小说,百年来对它的成书时间有过许多讨论,至今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将文献学与传播学相结合,先确定讨论的文献基础,再讨论作品成书时间,可能是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明初不具备诞生《三国志演义》的政治条件和文化环境。明中期社会走向腐败,统治者的控制力减弱,社会思想开始活跃,文化生活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面貌。弘治五年(1492),朝廷大规模征集图书时关注"稗官小说",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发展。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作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极有可能是这次活动的产物,编写者疑为蒋大器。此书嘉靖元年(1522)由张尚德整理作引并由司礼监刊行,成为《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

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 ,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 ,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 ,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 ,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 ,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 ,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 ,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 ,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 ,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起的重要作用。

《三国志演义》残叶试论

本文介绍了《三国志演义》明刊本残叶,认为该残叶刊行于成化、弘治年间;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作了比较,认为残叶在文字上亲于嘉靖壬午本,疏于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认为残叶的存在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余年的“空白”,维护了《三国志演义》创作于元末明初的传统见解。

花关索故事非《三国志演义》原本所有

万历中期出现的《三国志演义》志传系列的一些刊本中,有描写关羽长子花关索的故事,这是志传系列刊本与嘉靖壬午本的一个很重要区别。今见志传系列本中含花关索故事的刊本有:余氏双峰堂本(万历20年)、郑少垣本(万历33年)、郑世容本(万历39年,郑世容本为郑少垣本的重印本)、杨起元闽斋刊本(万历38年)、汤宾尹本、熊冲宇本、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崇祯间)。

封建帝王与士人关系的优化模式——《三国志演义》中刘氏父子与诸葛亮关系的文化透视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回首历代王朝的兴衰递嬗,封建帝王与士人群体的微妙关系,无疑是贯穿其始终的引人注目的核心问题．历代的有识之士,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般地探究苕二者关系的真谛,寻求二者关系的最佳模式．作为“有志图王”的一代文学巨匠——罗贯中,当然也不能不关注这一课题．他集中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历代士人思想的结晶,建构起了帝王与土人关系的优化模式。

《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黄正甫乡里、家世与生活年代、刻书活动的考证,证明黄正甫为晚明时期人。通过对黄正甫本《三国志传》正文、叙、目录和所谓“封面”的考订比勘,证明黄正甫本刊行于天启年间,绝非“最早刻本”。文章还引用明代著述记载、版刻记录等资料,再次肯定《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即罗贯中。

《三国志演义》取材蓝本与思想渊源新探

《三国志演义》的取材来源与思想渊源相当广泛,前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遗漏之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作新的探索,着重讨论唐宋诗文以及宋代笔记《容斋随笔》时《三国志演义》创作的影响。

演义文体的典范——《三国志演义》

“演义”是“演经书之义”的略称 ,它探寻的是经书的“义” ,而非“义”的载体———言或事。罗贯中创造“历代演义”文体的第一个贡献 ,是自觉确立了明“义”、演“义”的意念。他的第二个贡献 ,是通过创作实践找到了将“义”“演”好、“演”成功的各臻其妙之道。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是明代万历年间或万历以后的福建建阳刊本,它属于《三国志演义》二十卷本中的简本。它删减的内容主要是:细节描写,人物对话,人物出身介绍,正文中所插入的诗论等。魏氏刊本参照了杨美生刊本进行刊刻,二者有着共同的底本或祖本。魏氏刊本和美玉堂刊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玉堂刊本和杨美生刊本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国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比较论

《三国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是虚实结合和羽翼信史的典型代表,但学术界很少对两部小说作比较研究,尤其忽视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这与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通过素材与模仿、史实与虚构、艺术结构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三国志演义》的素材不仅来源于三国史料,也接受了列国故事的影响;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虽然仿效《三国志演义》的表现手法,但整体上仅仅是对历史材料作艺术处理,限于"信史"的创作观和历史素材的特点,致使结构松散。

关于《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的几点思考

《三国志演义》版本的演变经过了六个阶段 ,现存于世的有两个嘉靖刊本 ,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歧异 ,但是基本骨架却是大致相同的。

《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比较谭(脞录八篇)

·刘世德·摘要此文选录了校读《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时所写下的札记八篇,目的在于探讨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的优劣、先后等问题。

毛本《三国志演义》诗词的互文性解读

人物诗词、名家咏史、作者代拟是《三国志演义》诗词韵语的三大来源。前二者主要以直接引用的方式进入小说,由于本身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进入小说之后更通过在两种不同文本之间构筑跨文本联系,丰富着小说的内涵意蕴。作者代拟诗词虽在外部指涉性上略逊于前二者,却能在小说内部建立起情节的参照互文。如果说人物诗作、名家咏史与小说的互文关联更符合西方互文理论的所指,那么通过代拟诗词所建构的情节互文则与我国本土固有的互文修辞更为一致。

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对古代兵法的运用与创新

通过对文学巨著《三国志演义》所描写的一系列经典战例的解析,阐述了古代兵法对战争成败的重要作用,作者罗贯中对小说中的军事斗争进行了大胆革新和创造,体现了其对古代军事理论的深刻理解、创新思维和新颖独到的军事思想。

《三国志演义》中“静轩诗”是依据小说文本吟咏写作的

研究者一直认为增插在《三国志演义》中的"静轩诗"所咏吟的是古人古事,属于诗歌体类中的咏史诗。对此,本文通过举例论证、量化分析后的结果却是否定的,认为"静轩诗"所吟咏的是小说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和虚构的故事情节,故不可视之为咏史诗。

《三国志演义》影视改编的互文策略

古代经典文学能够在当代语境中绽放新的生命力,与读者在经典接受过程中的互文解读关系甚密.在《三国志演义》改编影视剧作中,主创者以多种方式实现了对互文策略的理解和运用:通过信息增值唤醒观众的集体记忆;通过情节改写、人物重塑迎合特定观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期待;通过颠覆主题以投射观众的现实情感.这些方式也为我们重新理解文本提供了广阔视野.在小说的古典情节中寻求合理的当代阐释,通过互文策略实现古今对话,是众多影视编剧面对名著的基本改编思路.

从关羽的“赤面”看《三国志演义》的作者问题

成书于金代的《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面如紫玉";元杂剧三国戏中的关羽开始有"赤面"或"丹脸"的直接描述,如"红馥馥双脸胭脂般赤""绛云也似丹脸若频婆"等。蒙古族审美文化认为"赤面"或"红脸"象征着武勇,是好汉或英雄的体征之一;而《三国志演义》中关羽的"面如重枣"(疑原为"面如挣枣")之赤面的描写来自元杂剧三国戏而不是《三国志平话》,从而可推知《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就是《录鬼簿续编》所记载的戏曲家罗贯中。

成化《花关索传》与《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

刊刻于明清两代的《三国志演义》传世版本众多,然而学术界对其版本的研究明显不足。《三国志演义》各版本中(花)关索故事的有无与叙述内容之异同是其主要差异。明成化《花关索传》的出土,为中外学者以(花)关索故事为切入点对《三国志演义》版本进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文献依据,为从版本的源流演变和历史演义小说对民间文学的吸收改编两方面对《三国志演义》进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三国志演义》虚实艺术新论

对《三国志演义》虚实问题的评价 ,迄今仍众说纷纭 ,褒贬不一。本文从七个方面多角度透视了其虚实艺术模式 ,认为 :作为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 ,其虚实艺术成功的奥秘 ,关键在于宏观总体实与微观具体虚的和谐统一。宏观上与史实合拍 ,切合历史小说的个性特征 ;微观上的虚构成分 ,又充分发挥了其艺术创造力 ,体现出小说艺术的共性特征。宏观与微观的交融 ,形成了其实中有虚、寓虚于实的总体特征 ,成为中国历史小说虚实艺术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