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堂法帖》之赵佶书迹阙遗考述

《三希堂法帖》是清代著名的汇刻丛帖之一,该帖卷六、卷7刻有宋太宗、宋高宗、宋孝宗七件宋代帝王书迹,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两卷宋代帝王书迹中竟没有宋代书画大家徽宗赵佶的书迹。本文从徽宗赵佶个性独立的书法风格、因艺灭国的君王行为、唯我独尊的书画签押、值得称道的书学贡献等方面加以考述,揭示了此举虽是臣下所为,实乃皇权意志使然。

清修《三希堂法帖》及其相关历史事件——从甘肃会宁县博物馆藏“约法会议”本说起

《三希堂法帖》是清代乾隆朝编修的一部大型法帖汇刻。一般认为,“三希”的得名,是因为《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件稀世法帖的缘故,而乾隆皇帝又赋予其“希贤、希圣、希天”的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具有浓厚的教化寓意。该法帖自摹勒上石以来,藏在禁中,故早期拓本流传较少。民国时袁世凯、曹锟等人效法前朝遗事,多次命人传拓,作为高级文玩礼赠政要。1915年袁世凯召集“约法会议”时,以会议秘书厅名义馈赠参会议员人手一部。甘肃省会宁县博物馆所藏《三希堂法帖》即是著名的“约法会议本”,它是会宁籍甘肃议员秦望澜自京携至家乡的一部文化瑰宝,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

三希堂与《三希堂法帖》

书法爱好者大多都知道《三希堂法帖》，其中许多人还临过《三希堂法帖》。但是，它为什么取名《三希堂法巾磅？三希堂是怎么样形成的？它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多数人是不清楚的。近期笔者为了搞清仨希堂法巾酚的由来，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一些考证，现就《三希堂法帖》的形成发表一点看法，请读者斧正。

神聚千秋:《三希堂法帖》与乾隆的多重精神世界

《三希堂法帖》是乾隆皇帝下旨纂刻的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家丛帖,其制作与使用反映了他在前定文化结构与帝王身份中对先例的遵循与突破。《三希堂法帖》在南巡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在江南特定场所的安置,反映出乾隆皇帝与江南文化空间的心理互动,并凸显出他在帝王身份之外的文人心性。《三希堂法帖》的帖石与拓本参与了多重御用空间的营建,建构出不同功能的契合乾隆皇帝复合心灵需求的个人空间。经由这部丛帖,乾隆皇帝处理着他与祖父康熙皇帝、江南文人世界及自己的多重关系,显示出复杂历史情境中具体个体多元丰富的精神面相。

《三希堂法帖》版式问题探究

本文从《三希堂法帖》独具特色的册首设计、整饬有序的册中设计、首尾呼应的整体设计等方面进行探究,分析了该法帖较之以往官刻丛帖在版式设计上所进行的创新。这种版式设计理念在其后出现的刻帖中多有体现,并对刻帖编刻形式的发展变化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三希堂法帖》书家标题考述

本文通过对《三希堂法帖》楷书书家标题的研究,明确了其内容及设计形式,并通过对主持法帖编纂者:梁诗正、汪由敦、嵇璜等人书法遗迹的考述,进一步廓清了《三希堂法帖》楷书书家标题为梁诗正题写,这一成果拓展了《三希堂法帖》研究的新领域。

三希堂小史

三希堂乃清高宗之御用书房。因物以主贵，品以位高而名满天下，更因《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之刊布而如雷贯耳。

书法观典

【作品概况】《朱巨川告身》全幅纵27厘米,横185.8厘米。唐徐浩楷书法帖。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八月书,白麻纸本墨迹。30行,237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刻本见《三希堂法帖》。【观典赏析】告身就是委任官职的文件,相当于现代任用公务员的派令。徐浩文思敏捷,文辞丰富,下笔快速,书法又好,皇帝诏令的书写常出于徐浩之手。

《出师颂》

[作品概况]《出师颂》为西晋索靖书,章草。自唐朝以来,一直流传有序,开始为唐朝太平公主收藏,后来乾隆皇帝将其收入《三希堂法帖》。192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该卷携出宫外,1945年后失散民间。流传墨迹本为“绍兴本”,纸本,纵21.2厘米,横127.8厘米,无款,鉴藏印记有22方。

再谈赵孟管道昇婚姻问题

笔者就赵孟婚姻问题曾撰文《赵孟管道昇婚年考辨》,发表在《书法》二○一五年第十期(以下简称《考辨》)。通过赵由皙《与贤夫官人札》等材料中称谓、名物、礼俗以及元代婚、育年龄分析,指出赵由皙应为长女、赵孟管道昇婚年应在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十一月受诏出仕以前;并怀疑赵孟最初是入赘形式与管道昇成婚,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归宗本氏。由于资料所限,文末亦对文中有待确证的推测不无遗憾。文章发表后并接到读者意见以及新近发表的对部分论据的新解。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有必要作出回应,得出更进一步结论。

何绍基:碑派书法的开拓者

清代的书法大致可分为帖学期和碑学期。清世祖顺治帝独宠王羲之的《黄庭经》,康熙帝特别喜爱董其昌的书风,帖学的书理传统在清朝前期极为盛行。尤其在乾隆年间,《佩文斋书画谱》的细化和整理以及《三希堂法帖》的成刊巩固了帖学的学术基础,刘墉、王文治、梁书同等帖学名家的出现使清代的帖学影响达到了顶峰。然而,考证学与金石学在明末清初的学者中已经开始被谈论,当时的学者对于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甚为不满。到雍正帝年间,清代采取严酷的独裁统治,禁书并实行文字狱,促使一批知识分子的治学方向转向与社会现实无争的考证学,对古物和碑刻的研究是碑学萌芽的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