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

再评王安石：新法、新学的关联审视

历来对王安石的评价多以其"熙丰变法"的功过为依凭,而忽略了在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以经学史的角度为切入点,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给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同时探讨他在经学研究上的路径与特点。《三经新义》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充当新法推行的辩护书,作为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以实现"一道德""定于一"的政治谋划。《三经新义》作为国家科举考试新标准,破除汉唐以来的经典训诂之学,而代之以经典义理之学,故宋代儒家义理之学的勃兴,实由荆公新学扫清道路。此外,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首次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将《孟子》一书正式升格为"经",为其后宋代经学的义理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北宋中期王安石学校教育改革述论

王安石在北宋中期对学校教育的改革是熙丰变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改革中,王安石试图克服科举取士之弊,强调经世致用,对宋代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道德以同風俗——王安石新學的歷史定位及其相關問題

王安石新學是道學興起之前宋代主要的學術思潮,從北宋神宗起,一直到南宋高宗在位時期,新學的代表著作《三經新義》,不僅學校誦習,科舉用以取士,還始終是朝廷認可的官學,在宋代學術發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視的地位。宋室南渡後,由於時論將北宋敗亡的責任歸咎於王安石變法,加以道學興起,人才輩出,聲勢日盛,終於使得道學完全取代新學,成爲宋代主要的學術思潮。這也迫使曾經如日中天、盛行一時的王安石新學因而走入歷史,不再成爲學界注意的對象。有鑑於王安石新學曾爲宋代的顯學,不僅有過輝煌的過去,還曾引領一時風騷,對當時學術極有影響。學術研究本以求真,存亡繼絶、發凡起覆以還歷史的原貌,更是從事研究工作者戮力以赴的理想。在討論過道學的成立與發展之後,本文預定以王安石新學爲研究對象,探討此一學術思潮的歷史地位及其與道學發展的關係,希望藉此對宋代慶曆至慶元時期的學術發展有更清楚的理解與掌握。

北宋经义文与王安石新学

王安石主持编纂的《三经新义》及其《字说》,是荆公新学最核心组成部分。在新党主政时期,举子要想在激烈的考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精熟“王氏之学”,善用文辞来推衍《新义》与《字说》中的奥义。这是作为经学与小学的“王氏之学”,向文章学转化的一个制度背景。熙丰以来的举子,其科场经义文之高者,在不悖离“王氏之学”的前提下,善于推衍、转化、利用、汇通《三经新义》与《字说》,以证成已说;善于以虚化实,由此拓展言说的空间;善于审明题意,以扇对、排偶之法,分承照应,并增加文章的气势,皆为时文写作行之有效的技巧与法度,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由此看来,在“王氏之学”这个相对封闭的经学空间中,在经学向文章转化的过程中,应举的士人,仍有一定的创新、回旋的余地。

《三經義》的現代輯佚成果

本文重點梳理了《三經義》的現代輯佚史,對自《詩義鉤沉》以來的主要輯佚成果的具體内容、特點及價值意義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對現代輯佚成果在《周禮義》方面的“補輯”之功,以及現代輯佚成果在對《三經義》“輯復”“輯增”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審慎的評價。

横风急雨之势 萧散简远之韵——王安石书法艺术管窥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宋神宗熙宁年间两度拜相，锐意变革，推行新法，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著名言论。熙宁九年（1076）罢相后退居江宁钟山，封荆国公。王安石致力于先秦儒学与诸子百家学术研究，博究经史，开创以（《三经新义》即重新注释并汇集诸家评语的《诗义》《书义》《周礼义》为核心的“荆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