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化的批判——从杨光先的《不得已》说起

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是影响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命运的关键时期。与明末儒士群体地批判天主教文化相比，清初杨光先在批判天主教文化时，则是孤军奋战；在辟教内容上，除了情绪化地批判与指责外，重复明末儒士而并无新的内容则是杨氏辟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批判，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命运，使得清初的儒士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评价时很少能心平气和，进而局限了清初儒士开眼看世界的视野。

明末清初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以《不得已》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明末清初学术文本和学术思想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特征出发,通过对《不得已》的考察,探讨了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历法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传统科技却对此束手无策,与先进的西方历法会通是唯一选择。引进历法就必须引进地圆说,引进地圆说就必然对传统儒家伦理造成威胁。在面对西学冲击时,儒家文化是否应改进和怎样改进,当时存在分别以杨光先、康熙和徐光启为代表的三种态度。杨光先的态度是保守且不符合现实的;康熙的态度明为调和,实则倾向保守,其做法亦难以实现;徐光启的态度是积极且可取的,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

《不得已》、《不得已辩》、《历法不得已辨》之书名及版本

《不得已》，清杨光先(157９——1669)撰。光先，字长公，歙县(今属安徽)人，曾世袭明新安卫中所副千户。崇祯七年(1637)，他因上疏弹劾首辅温体仁而遭廷仗，发配辽西。清顺治十七年(1660)，先后两次上疏题参汤若望，猛烈攻击天主教和西洋历法。康熙四年(1664)，借助鳌拜等四大辅臣之力，取代汤若望为钦天监副。康熙八年(1669)被撤职，“免死放归”，行至山东德州，病卒。《不得已》一书即完成于康熙四年，主要汇辑了杨氏不同时期的专文、呈状等。

杨光先排教思想概观

这是篇讨论杨光先排教思想的专文。文章通过对杨氏的传教士、天主教和西洋历法观的探索，初步梳理、归纳了杨氏的排教思想，并兼涉了其排教思想的认识根源。

试论有关康熙教案的三个重要文献

康熙三、四年间，在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国、震惊西方世界的大案，这就是由杨光先发起、四大辅臣操纵审理、旨在排挤和驱逐以汤若望为首的传教士的案件。对此，前人已做过不少研究工作，但有一个重要缺陷，即对此案前后所形成的几种主要文献，未予以应有的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