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外交”的斡旋:对“《不怕死》事件”的再思考

在“《不怕死》事件”前,紧张的空气已弥漫在电影界上空,国民政府对于废除一切帝国主义条约体系特权的期望,是该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中方对“《不怕死》事件”及“大光明案”的运作处理,从最初即超出夺回电影审查主导权的考虑,鲜明体现了国民政府倡导的“革命外交”精神。“外方”在“《不怕死》事件”中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源于外人对国人民族情绪和行为的困惑,以及中方对舆论的强力把控。而在事件发生后,“辱华”依旧被外人当作一项偶发误会和纠纷,与国人的认知存在明显断裂,并为此后源源不断的“辱华影片”事件的出现和话语“井喷”提供了土壤。

“辱华电影”与1930年代新知识分子的“文化引导”困境

好莱坞电影《不怕死》(Welcome Danger)1930年在沪上映后引起了一场对"辱华电影"的指认和批判。不同历史当事人对该起电影事件的表述罅隙,暴露出事件的发酵与20世纪30年代初商业上海的文化阶层之间的关系:有别于在场观众所作的民主主义式的回忆,事件主导者洪深着意成为民众权威主义式的唤起者,其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为此提供了基本条件。现代中国"‘有机的’知识分子"阶层自我主体性的发育和国家主体性意识的形成,使大众文化中滋长的民族主义意识得以胀大及公开,兼具视觉/影像媒介和大众媒介双重特性的电影也因更适合提出形象学问题和从事"文化引导",被知识分子寄寓了"国体"期待。然而,其时上海的电影生产和传播机制已内嵌于以票房拆账制为核心的商业系统中,一个有足够思想能力指认和自主选择文化产品的中产阶层电影观众群体已形成和发育,这使葛兰西设计的"知识分子"引领"庶民"完成的、以"劝服"为标志的精神文化运动失去了发生的条件。"《不怕死》事件"爆发于中国电影的"中落期",国产片在品质和市场表现上明显不足以同外片抗衡。作为结果,知识分子操控民族主义武器达成"文化引导"的理想同"基本电影市场"的反应之间呈现出胶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