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英美学界的卢沟桥事变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研究

卢沟桥事变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是英美学界关注中国抗战史和东亚关系史的一个焦点。相关研究集中于卢沟桥事变的性质和背景、事变发生后中日双方如何走向全面战争、事变所涉中国各方势力的反应以及事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领域。总体来看,英美学界在该领域的直接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相关研究基本秉持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达成了相对共识性的认识,指出日本侵华是蓄谋已久的既定政策,并一致认为日本应为事变演化为全面战争承担责任,这对于肯定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具有积极意义。目前,部分日裔学者在英美学界发声较多,且有一定学术影响力,需要我们关注。在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上,需要更多中国学者挺身而出,构建中国话语权。

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对日本的遏制与纵容

一·二八事变前夕,英国为了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与日本等国合作制定了上海租界《协防计划》。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为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英国联合美、法、意等国对日本施压,阻止日军在租界内跨防区巡逻,反对日本陆军增援上海,提出调停中日冲突的“中立区”方案。在遭到日本强硬拒绝后,英国政府接受林德利和白利南的建议,默许日军大规模增援上海,坐视甚至推动日军尽快击退中国守军。英国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因应,充分展现了其应对中日上海冲突的复杂面相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再论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进入东北前的调查及交涉

国联调查团抵达中国后,广泛调研了涉及中日关系的上海、汉口、南京、北平等地,在进入东北之前除与国民政府代表进行多次会谈以外,还注意在地方民众中展开调研.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向调查团提出了解决中日冲突的中方提案.国联调查团对于中方提案的交涉及修改,目的在于为将来的调查报告及国联大会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基础.厘清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及国际法责任是调查团重点调查的议题.调查团进入东北之前围绕调停方案与中日双方的交涉,为国联报告书的出台及国联决议奠定了基础.

一·二八事变与“集体安全”在东亚的破产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又一次挑衅。事件发生后,英美两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判定该事件的责任方展开激烈讨论。为了制止战争,英美两国延续了划定“中立区”的方案。该方案遭日本拒绝后,两国分别派出蓝普森和詹森赴沪调停,但收效甚微。美国受制于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欲拉拢英国,共同援引《九国公约》遏制日本。英国囿于自身实力,只希望在国联的职能范围内行事,因此拒绝了美方的提议,“集体安全”最终破产。英美先后三次调停此次事件的外交互动过程不仅体现出各国在华利益的复杂性,也充分暴露出“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缺乏执行条件和机制的弊端。

新观念、新资料与福建事变研究

福建事变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偏重革命理论阐释到史学研究的转变。学界基于新革命史、民国史以及民国史与革命史交融等史学观念,运用海内外相继开放的新资料,对福建事变各种细部的实证研究成果丰硕,对既往一些片面、偏差、模糊认识的澄清,颇具进展。其中关于十九路军反蒋的特殊性、中共因应福建事变的复杂态度与实际过程、国民党蒋介石处理福建事变的心态与策略、西南与福建事变的关系、福建事变之于南京与西南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在资料运用从“发现”到“发明”、研究内容从“求真”到“求解”、以新的历史叙事推进整体研究等方面,福建事变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探索。

2023年我国食品学界大事记

2023年1月一、1月1日《食品创新与进展》创刊,主编廖小军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主任Weibiao Zhou教授共同担任主编。二、1月由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李媛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王鹏教授共同主编的《食品胶体学》高校教材在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生大事》:以温情喜剧的方式阐释“生死”

《人生大事》是由韩延监制,刘江江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杨恩又、王戈、刘陆、罗京民主演的影片。电影以温暖为底色,运用温情喜剧的叙事方式以及戏剧性冲突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殡葬业更为真实的一面,并阐释一个沉重而严肃的命题,即每个人的人生大事“死亡”。影片通过多种元素的巧妙糅合完成了故事的串联,恰到好处引出电影的主题——向死而生,向阳而活。

“今年”还是“明年”?--“大事所纪之年”探微

大事纪年法是使用重大事件标记时间“年”的方法,常见于楚地出土文献,备受学者关注。其中,“大事所纪之年”是哪一年,目前在学界存在较大分歧。比较传世文献中的大事纪年和出土文献中的大事纪年,能够判断二者应当是同一种纪年法。对传世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得到多条大事纪年记录。以《左传》为例,分析这些记录中“大事”的绝对年代,可以发现大事所纪之年即为大事发生之年。检讨“大事所纪之年为大事发生的下一年”的观点,很可能是前人将大事纪年当成了后世颁历那样每年都需要提前颁布而产生的误会,以及使用了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历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不断遭到日本的侵扰与破坏。事变初期在国民政府外交收复东北的策略下,邮政总局及东北地方邮局设法维持辽宁、吉黑两邮区的运转,以沟通信息并配合外交交涉。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后,其侵扰东北邮政的方式由直接侵吞转向利用伪满洲国强制“接收”。1932年6月,随着国联调查团离开东北,中日双方在国联的角力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日伪方面积极推动“接收”东北邮政,以塑造伪满洲国的“独立”形象,国民政府则采取封锁邮政的方式进行反击。纵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政策,其核心在于寻求国际支持与对日不妥协,这与1934年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下的通邮谈判有着明显区别。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渔业移民研究

中国东北河流湖泊众多,富足的渔业资源一直被日本所觊觎.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以“国家政权”为后盾,将“移民满洲”确立为伪满“三大国策”和日本“七大国策”之一.在大批移民中有一种特殊移民,即渔业移民.日本以缓和国内沿岸渔民生存压力,“开发”东北丰富渔业资源为借口,向中国东北进行渔业移民.日本向中国东北的渔业移民分为两阶段,即以大谷光瑞为代表的“自由渔业移民”和日伪政府主导的“渔农开拓团”.受制于渔业与农业间的冲突、医疗问题以及“退团”因素的影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渔业移民活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从《人生大事》看小成本国产电影营销策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小成本电影获得成功,尽管没有流量加入,但是有实力派演员坐镇,加上剧本质量过关,最终实现了超高的回报。这也从另一面印证了一点,观众和市场要的是高质量。电影《人生大事》在上映首日6小时内获得票房4122万,创造了继2022年情人节档期后国产电影首日最高票房,成为暑期档票房第十。

“变”与“不变”: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借助《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刊登七七事变纪念相关文章,构建了特征鲜明的七七事变纪念话语体系。《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始终聚焦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在不同的抗战阶段,《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内涵侧重有所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着重动员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战,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在战略相持阶段,强调反投降、反分裂,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在战略反攻阶段,力倡发展生产、实现民主。《晋察冀日报》对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的宣传,有助于激发晋察冀根据地以及全国民众投身抗战的热情,塑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建构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民族记忆。

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与地方回应——以黔东事变为中心

“黔东事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湘黔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民变,震惊整个大后方。国家行政力量早期的暴力进入以及苗疆、汉地客观存在的异质性使得这一地区在“国家化”进程中苗汉、官民冲突不断。国民政府以“国族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接续整合,超越了前清却无法超越时代,并在“抗战建国”目标下出现利益分化和冲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并不是总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的,甚至还会出现相互抵牾的状况,总结吸收国民政府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上的经验教训,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传播学视角下电影字幕翻译研究——以《人生大事》为例

电影《人生大事》以中国独特的丧葬文化为题材,用悲喜交织的语言和情节打破了人们对死亡和殡葬的刻板印象,进一步扩展了电影的文化传播途径,从而促进了中国殡葬文化的传播。本文基于两大传播模式对电影《人生大事》中字幕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引起的障碍,促进殡葬文化的传播以及启发人们对死亡和爱的思考,实现中国电影的最佳传播效果。

基于主动安全的重大事故网络舆情智能建模与仿真

针对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时,肆意传播且真伪难辨的信息易引起社会负面情绪,给应急处置及救援工作带来不便的问题,基于主动安全理念,结合情感分析模型、主题计算模型和易感人群-潜伏人群-感染人群-离去人群(SEIR)模型,开展重大安全事故网络舆情仿真及控制策略研究。运用卷积深度置信网络(CDBN)、时域卷积网络(TCN)、条件随机场(CRF)组成的CDBN-TCN-CRF情感分析模型及T分布瓦瑟斯坦自编码器(TWAE)主题计算模型,识别情感极性及主题类别,跟踪网络舆情情感倾向及民众关注热点;运用SEIR模型来预测网络舆情走势,并研究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CDBN-TCN-CRF情感分析模型、TWAE主题计算模型及SEIR模型结合使用,可以更好地展现其对网络舆情深度分析与趋势预测的能力。

不对称的博弈:西安事变善后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因领导陕甘方面与国民政府对抗而加深了国民政府对他的恶感,根本解决杨的声音很强。中央军进入西安之初,蒋介石还要借助杨,因而对其较为温和。在东北军东调后,蒋即竭力压迫杨辞职出洋。但杨虎城并不立即遵命行事,而是有意无意地拖延,其根本目的是希望留在国内推动抗日。在受到压力后,则提出名义、经费、生病等问题。但这些办法只能敷衍蒋介石一时,最后仍然不得不辞职、出洋。事变善后时期,去除杨虎城在国民政府内有相当共识,这既满足了蒋介石的报复心理,也符合国民政府维护纲纪以及彻底控制陕甘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更多的只能是遵从,延宕只能更增加蒋的恶感。

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认知与介入

在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高度重视。在事变发生之初,美国密切关注事变善后的进展,评估国共关系的走向,并派遣居里赴华考察中国政局,开启了战时美国对华“特使外交”的先河。彼时美国采取有限介入政策,既不出兵干预,也不评判是非,而是以美援作为外交筹码,通过施加外部压力的方式,希望间接改善国共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在国共关系中扮演着“调处者”与“援助者”的双重角色,其对华政策已显现出自相矛盾的特征,这不仅影响到战时中国内部党争之解决,亦深刻改变着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卢沟桥事变与国难书写

1937年至1949年,围绕“卢沟桥事变”而生的报载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国难”文学作品,着眼于社会现实,以历史图像式叙事方式来反映日寇侵华之血腥与民众生存之惨境,记录战乱下社会百态,塑造了抗战斗士的光辉形象,高歌后方各界人士抗日救亡的壮举,鞭挞卖国求荣之徒。这些作品以质朴的文字反映国难危机下的时代痕迹与特殊时期国民的精神面貌,既补充了历史史料,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黔东事变爆发原因探析

黔东事变爆发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激起人民不满是事变爆发的群众基础;二是同善社为达到恢复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目的,进行煽动、组织和发动是黔东事变爆发的组织基础;三是南京汪伪政权为利用同善社,扰乱抗战大后方给同善社以支持是黔东事变爆发的后台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