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浪漫主义者——论《丑行或浪漫》中的女性情爱

《丑行或浪漫》的独特性在于塑造了一个新颖的女性形象刘蜜蜡,她是在痛苦与折磨中成长起的灵肉双修的“爱神”,是作者张炜所塑造的“理想女神”。这一形象身上蕴含着张炜对理性原欲的思考,并借此将情欲浪漫的面纱掀起,直指欲望泛滥所导致的异化的人性与世界,揭露人们日渐分裂的精神病症,反思被时代同化的病态爱情。另外,张炜的理想主义情结促成其对“女性乌托邦”的想象,但男性意识干扰着作家的判断,浪漫逐渐陷落。

不知所终的旅行——评张炜的长篇新作《丑行或浪漫》

张炜是一个理想的家园主义者,他一直在历史与道德之间进行着艰苦的跨越。新作《丑行或浪漫》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塑造了刘蜜蜡这个充满焦灼和爱欲的肉身形象,但并未能为张炜的写作昭示一条明确的坦途。小说结局的意向是相当含糊的。

背负苦难的奔跑:张炜《丑行或浪漫》解读

张炜从不回避苦难,相反,他最近的长篇小说《丑行或浪漫》又是对苦难的一次集中表现:性、政治,以及饥饿、世俗,对个体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肉体和精神都构成严重的威胁和逼迫,他们只能采取坚决的抵制和迫不得已的自赎。而背负苦难奔跑,可以说既是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命运和整个人类存在命运的象征,又是一种自我救赎的生存悖论,更是张炜所特有的持之以恒的写作姿态。

人生苦旅中的固守与突围——论张炜新作《丑行或浪漫》

与张炜往常的长篇小说相比 ,2 0 0 3年的新作《丑行或浪漫》出现了不少新质 ,主要表现在中心人物彻底转换、生命意志大肆张扬、乡土气息芬芳浓郁、固守与突围激烈拼搏等四个方面。这些新质的产生标志着张炜对自己已有的创作模式和思维模式进行挑战 。

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丑行或浪漫》

一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语言自觉,近些年来渐成一种“小气候”。这其间说不上有多少“共识”,不同作家的思想见解和创作实践往往互相矛盾、彼此辩难、冲突不已,但它们却表露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对文学来说,通行的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不足,以及写作者在其中所感受到的限制。也就是说,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抓住”了一些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它的作家们。这样也就容易明白,我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语言自觉,

逃亡与寻找:《丑行或浪漫》的叙事学分析

《丑行或浪漫》是著名作家张炜的一部长篇力作,2003年3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出版之前曾发表于《大家》2003年第2期。小说的发行量五万册,出版后当年便销售告罄,一时间出现'春城纸贵'的现象。相对于他之前的《古船》《九月寓言》《能不忆蜀葵》等长篇小说,以及之后的十卷本《你在高原》而言,《丑行或浪漫》虽然赢得读者的眼球,却没有引起学术界和评论家的高度重视。

漂泊的精魂

很久没有享用如此丰盛的文字大餐了,张炜的<丑行或浪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令我心醉神迷.

《刺猬歌》中的“大地女儿”形象

在张炜的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女性无论是处于本真生命状态与大地融为一体的年轻女子——如《九月寓言》中的赶鹦与肥；还是奔跑在大地上具有拯救使命的、类似于人类学上的地母形象的女性——如《丑行或浪漫》中的刘蜜蜡，都是自然纯朴的女性，与大地存在着密切的精神联系，也都寄托着作者对于生命的礼赞和道德理想的思考，寄托着作者对于“人类的希望”。这种女性形象在张炜的近作《刺猬歌》中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张炜道德理想的某种变化。

欲望的书写与理想的坚守——评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

《丑行或浪漫》后沉寂四年的张炜近日隆重推出长篇小说《刺猬歌》。小说叙述了廖麦、美蒂40余年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及整个滨海荒原莽林的百年历史变迁，故事光怪陆离极富传奇色彩。但张炜又不自觉地继承了U-C月寓言》的怀旧与批判主题，只是这次是通过对欲望时代的书写来传达对乡村文明怀念的。小说塑造了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表征了文本寓言化的性质：以唐童为代表的欲的世界，荒原莽林的自在世界。唐童对莽林的毁灭象征了现代欲望时代对人类原始文明的侵略与破坏，而作为人类家园的最后一片净土——廖麦与米蒂的家园最终也走向被吞噬的命运，展示了欲望以惊人的力量与速度占据了整个世界这一残酷现实。张炜将笔触深入欲望世界内部，深刻剖析了在现代工业文明挤压之下乡村本土文明坚守者的无奈与焦虑。飘忽的结构、象征的意象、哲学化的深思共同铸造了具有高度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小说文本。

伤痕就是生命的年轮——张炜长篇小说的“救赎”多重奏

张炜长篇小说在面对苦难和灵魂救赎的时候，为主人公设计了三重救赎母题：《古船》《丑行或浪漫》宗教受难救赎；《我的田园》《九月寓言》大地存在救赎；《柏慧》《家族》《外省书》《能不忆蜀葵》《怀念与追记》《你在高原·西郊》《远河远山》《刺猬歌》道家退隐救赎。具体表现为道德、爱情、自然、劳动、流浪、艺术等救赎途径。本文将以救赎母题为经，救赎途径为纬展开论述。

文学方言与母语写作

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坛种种写作时尚的兴起，“方言写作”也应运而生。这次“方言写作”，出现了一大批比较有分量的方言小说，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李锐的《万里无云》、《无风之树》、张炜的《九月寓言》、《丑行或浪漫》，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等。与方言小说的蓬勃生产相应，一些理论家对方言写作意义的阐发更为引人注目。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混沌化

我们发现,相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潮流更迭,相对于以往泾渭分明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分,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艺术变得复杂了,集中出现了那么一批作品,无法归类,难以名状。象世纪初出版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水乳大地》《丑行或浪漫》《大漠祭》,以及新近的《古炉》《村庄秘史》等等,

在自然中召唤生命的自由——试论张炜新作《河湾》

自然是张炜小说一个重要的书写对象。其早期作品《三想》便展现出试图以自然来建构人类道德尺度的意识,《九月寓言》则对人类命运与大地命运关系有所思考,《丑行或浪漫》蕴含着对自然的崇敬和对投身土地的向往,前几年问世的《艾约堡秘史》则聚焦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张炜一直行走在一条追求人类与自然双向平衡的道路上,并将自身的道德理想寄寓在对自然的思考与阐释当中。

自我表达的激情——有关汉语写作的札记

今年春节刚过,诗人张维、庞培来南京。围绕诗歌,大家说了许多话,说到兴奋处,庞培向我介绍无锡的一个民歌小镇,并当场用吴语念了一首他笔录的民歌。我很奇怪在今天还有这种真正民间诗歌的活化石。就那么多人口,那么一片土地,就能在日常生活中用这样的语言来谈论他们的事情,来热情地向来自陌生方言区的人们介绍他们的过去和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