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赋学的东传——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

本文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考察中国辞赋分体理论及元人辞赋复古风气的东传情况。《东文选》是朝鲜初期一部按文体类选东国作品的选本,其辞、赋二分法受苏天爵《元文类》的影响最为直接,而其关于"辞"体的标目与编排则远绍萧统《文选》、近步李穑《辞辨》,体现出东国文人对辞赋文体的认识水平。

论中国选本对朝鲜《东文选》文体分类与编排的影响

《东文选》是朝鲜初期一部按文体类选东国作品的选本,其文体分类与编排规律主要受到《文选》等中国选本的影响;《东文选》文体的设立与作品的选录兼具因文立体与因体录文的双重意识,又与编纂者对特定文体的好恶相关;在部分文体的二次分类上,《东文选》借鉴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中国选本的成果。

《东文选》首篇诗作《织锦献唐高宗》辨证

《东文选》收录的第一首诗作题为无名氏的《织锦献唐高宗》,据现存收录此诗的其余十五种中、韩古代文献,可知其为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六月新罗真德女王敬献高宗之作。而诗题应为《太平颂》或《太平诗》。在与中韩其他文献的比对中,发现作者和诗题两处谬误,以期引起比勘和订正研究的注意。

朝鲜《东文选》诗体分类与编排溯源

本文旨在溯源《东文选》的诗歌九体分类与编排方式，认为中国唐诗选本《唐音》的分体收录方式直接影响并启发了《东文选》。同时，徐居正本人的文学活动、朝鲜选家的特殊心态等文化背景又促成《东文选》在六言诗问题上与《唐音》有所不同。

《东文选》“表笺”类作品编纂背景略论

《东文选》是朝鲜初期编成的一部一百三十卷的多文体选本,其中收录的表、笺作品多达十四卷,这既受益于以承文院文官为主要编纂班底的文献裒辑之便,又与表、笺在东国外交、科举等场域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从《东文选》"表笺"类作品的编纂体例,可以看出主纂者徐居正等人在遵循前代选本既有规范的同时,也能自成新格:将表、笺作品合标以"表笺"之目,很有可能受到东人别集《阳村集》以及《翰墨全书》等中国类书的启发,同时也起到了维护本国国体的客观效果;至于按题材对"表笺"下的作品做出不标细目的二级分类,则是对《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东人之文四六》等文献相关作品分类编排经验各有去取的学习;而在藉助类目细分表达出自我文体观念的同时,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又体现着编纂者们有意识的去类书化倾向。

高丽朝怀古诗研究——以《东文选》所录怀古诗为中心

朝鲜半岛的怀古诗是在中国怀古诗包括咏史诗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其中有不少是在中国的历史现场借用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形象而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的。高丽朝时期,朝鲜半岛的人开始书写和自己的历史有关的怀古诗,显示出朝鲜半岛怀古诗发展史上的一个变化。至此,朝鲜半岛的怀古诗开始呈现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取材于中国历史的怀古诗;一是取材于韩国历史的怀古诗,并开始显现出明显本土化趋势,同时也表现出东亚中古汉文化共同体汉诗文学与中国怀古诗“同根多支”的种种特征。

与中国民俗节有关的高丽汉诗研究——以收录在《东文选》中的汉诗为中心

《东文选》汉诗中有不少和中国民俗及民俗节有关的诗歌。这些民俗和民俗节和中国的历书一道传到韩国,并在那里广泛使用。其中有的仍然沿用中国的习俗,出现了和中国相同或相近的民俗和民俗节,保持着中国民俗和民俗文化的原型;有的在那里生根发芽,在仍然保持中国文化因子的前提下,发生了一些变化,演变成为具有韩国特色的各种民俗和民俗节。描写各种民俗和民俗节的汉诗也是这样,中国的有关民俗和民俗节传到韩国后,韩国人也和中国人一样,用诗歌吟咏了有关节日,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收录在《东文选》中的'七夕诗'以及和'重阳''中秋''端午'有关的诗歌就是这样。很明显,这些诗篇是中国文化和民俗文化乃至有关'民俗诗'的域外延伸,是东亚汉文学的绚丽多彩的花朵,是东亚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的相关诗歌有着密切的关联。

對《東人之文四六》所載12篇作品作者的考察

衆所周知,崔瀣的《東人之文四六》對《東文選》的編撰有着極大的幫助,從這一點來看,該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外,這本書裏不僅附有很多創作時間、創作背景等與作品相關信息的注釋,而且包括《東文選》等文獻中都没有記載的作品,這一點也備受關注。儘管如此,此書卻一直被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像《東文選》中就收録了不少與《東人之文四六》中相同的作品,卻幾乎没有對這兩種文獻進行全面、認真地校勘。因此,在這兩種文獻之中,不僅存在兩部作品中同一作品的作者署名不同的情况,而且兩部作品中對於作品的作者記載皆錯的情况也存在,這一事實至今都未有人發現。這篇論文正是向學術界報告這一事實,并將這些作品放在了考證的層面上,以便在盡可能的範圍内找出真正的作者。經過考證,在成爲討論對象的12篇作品中,有6篇作品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誰。在查明作者記載錯誤的6篇作品中,有2篇在《東人之文四六》和《東文選》都將作者記載錯了,剩下的4篇作品則僅是《東文選》方面記載的錯誤。就像前面已經提到的那樣,在編撰的過程中,《東文選》是受到《東人之文四六》很大幫助的一部書。因此,筆者認爲收録在《東文選》中的作品所出現的作者的錯誤,歸根結底是由於《東文選》的編撰者毫無批判地承襲了《東人之文四六》中所發生的錯誤,或者是在將《東人之文四六》中所收録的作品謄抄到《東文選》的過程中所産生錯誤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綜合考慮這些情况的話,可以推定作者不詳的6篇作品可能也是《東文選》方面的錯誤。這表明,在《東文選》中,不僅是作者,其他部分也很有可能存在不少錯誤。從這個角度來看,通過與《東人之文四六》進行比較,使我們認識到對《東文選》進行全面校勘工作的必要性與迫切性,這也是這篇論文取得的一個小成果。

李谷汉诗中的中国文化因子

李谷是高丽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长期生活在中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在诗歌创作中,李谷不仅娴熟地利用中国的各种诗歌体裁,而且经常借用中国的历史人物、典故和文人的诗句,在表现自己怀乡情结的同时,形象而含蓄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对高丽后期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累句工律:再论林惟正集句诗创作源流及用韵

韩国古代第一部诗文总集《东文选》收录了高丽诗人林惟正创作的46首集句诗。其342句诗句集自上至东晋陶渊明下至北宋末期汪藻等170余位中国文人诗词作品,其中以唐宋文人为主。共运用17个平声韵目,对仗工整,韵律和谐。从文体上说,它具有多元显现的价值:一是对中国唐、五代、宋代诗歌的校勘、辨重和辑佚等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二是从侧面反映出高丽时期汉诗创作兼具唐风与宋韵,即对唐宋诗歌均予以借鉴和吸收。

正统儒学家金克己汉诗中的中国文化因子

金克己是高丽中期著名的汉诗人,他一生只来过一次中国,过着远离权力层的隐居生活,但是他时刻关心国家、社会,关心农村、农民的生活,体现出一个正统儒学家应有的文人风范。在诗歌创作中,他大量借用中国历史人物和典故,使诗歌显现出丰富的中国文学涵养和与中国文学的密切关系。在宋文学一边倒的高丽中期,他虽然受到时代文风的影响,但还是以儒学家应有的姿态,不随波逐流,独辟蹊径,使诗歌呈现出更贴近现实生活,与宋文学有些不同的特色。他诗歌中基于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爱民思想都体现着这种与众不同的诗歌特色。《东文选》收有他的诗歌65首,这些诗歌就是他所追求的诗歌艺术的结晶,体现出他的儒学风范和其诗歌与众不同的文学特征。

从民族文学自觉意识视角看《破闲集》对徐居正的影响

李仁老所著《破闲集》是具有民族文学自觉意识的韩国诗话开山之作,对徐居正遴选《东文选》和撰写《东人诗话》产生深远影响,在韩国古代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