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制中的赋家身份辨析——以《两都赋序》“言语侍从之臣”为中心

汉赋创作与汉代政治制度的关系密不可分。汉赋的创作主体是汉代的言语侍从之臣,他们中大部分人充当天子宾客,在内朝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并针对各种政治热点以赋的方式与公卿大臣论辩,以此推动汉代政制的建立与稳定。但由于天子态度上的偏差以及赋家自身"竞利"的动机,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也慢慢发生了转变。

“义正”与“事实”:《两都赋序》赋论新探

班固在《两都赋》末有"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这样的评论之语。纵观《两都赋序》之赋论,其内在实质即"义正"与"事实"这一原则。在"义正"与"事实"的统摄之下,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发表了一篇较完整的赋论,写下了代表作《两都赋》。

思想史视阈下的“赋者古诗之流”

《两都赋序》首以“赋者古诗之流”为辞,对应两汉之际流行的“周苍汉赤”、“大汉继周”等观念,实是包含“汉赋”继承、取代“周诗”的企图,建立在新五德终始学说基础之上。贬斥赋体品格、质疑洛阳地位的思潮在东汉前期影响甚巨,班固以“古诗之流”为依据,在《两都赋》中设置独特的文章结构,变“诗可以观”为“赋可以观”,实现赋观风俗、推尊洛阳的目的。“观”有“多”的义项,“物多而后可观”、“示于人必多于人”,从侧面为赋之骋辞博物的修辞手段寻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班固视汉赋为“礼-文”的集合体,其以“汉赋”取代“周诗”,确立“大汉文章”的地位,再通过《两都赋》议礼,进而制礼,这是“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思想的体现,汉赋成为新时代、新礼乐的象征。

班固赋论的讽颂转向及其范式意义

在班固之前,西汉赋家每每陷入“劝百讽一”的体用困境中无法自拔,赋体的“夸饰”本性与经学的“讽谏”要求形成二元对立之势。班固选择绕过讽、劝,独标“颂”义,通过纽合诗赋、还原“颂”义的学理建构,使“颂”义回归赋学领域,最终完成赋论的讽颂潜转。“言语侍从”身份与献赋制度是确立颂美赋论的内在动因,都邑赋、帝王颂、符命文确立的“颂美”文本范式对后世辞赋、子书、类书等均产生深远影响。

俗赋及其流传

赋是最有特色的中国文学体裁。如何认定赋的文体特质呢?我国传统学术中,对赋的认识最有影响的有两种:一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另一种是班固《两都赋序》所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汉志》是引用刘向《别录》的说法,《两都赋序》才是班固自己的观点。这两种说法其实只是着眼点不同:前者强调的是赋的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