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在高校学生工作实践中的应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保护个人信息的专门性法律,能为高校学生工作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提供权威的遵循与指引。然而,其在适用过程中面临诸多难题,主要表现为在学生信息的收集范围等方面与惯常实践相冲突,“取得个人的同意”合法性处理规则将影响行政效率,以及学生选择“不同意”将迫使工作陷入僵局。法律的运行有一个适应和协调的过程,应结合高校学工实际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学生工作的有机衔接:第一是思想贯通,充分认识保护权益与促进利用的辩证关系;第二是规则落实,应限缩信息收集范围、完善敏感个人信息制度、修补安全制度漏洞,同时设立一次性同意制度、自动化决策制度、信息权利保障制度;第三是行为融入,包括多做告知工作、多做留痕管理、践行“两个最小”以及善用“去标识化”。

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合作治理定位--基于倾斜保护型法的视角

《个人信息保护法》具有公私法融合的属性,采取何种治理框架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欧盟、美国与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均形成了合作治理的基础框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注重点在于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持续性不平等以及信息处理关系的外部性,因而与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倾斜保护型法构成家族相似。应参照倾斜保护型法的既有制度经验,进一步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公私法协同的合作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可从自由主义家长制的告知同意制度、公共信托制度与公益诉讼制度三个方面进行重构。

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确立基础与构造路径——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遗忘权的实质精神。删除是被遗忘权的重要手段,被遗忘权是删除的实现目的,二者属于交叉竞合关系。被遗忘权是保护信息主体人格利益与再社会化权利的必要措施,能够弥补现有删除权的功能缺失。实践中,被遗忘权与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存在价值冲突,信息繁杂性与流通性致使遗忘操作困难,加之高成本抑制作用共同导致信息遗忘效果难以实现。我国应当在删除权基础上确立被遗忘权,通过层次化权利主体、扩大化义务主体、类别化权利客体以及精细化权利义务内容,构造具有本土适用性与可操作性的被遗忘权。

反思与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法》归责原则研究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设定的过错推定责任不足以调整日趋复杂的信息处理关系。现行立法之所以设定过错推定责任,原因在于:一是大数据时代下人类自然理性无法有效应对已高度“黑箱化”的信息处理活动;二是吸收借鉴了欧盟GDPR与德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经验,即由信息处理方承担特殊归责原则。然而,随着算法等自动化技术兴起,侵权主体即便承担过错要件的举证责任,被侵权人的举证和诉讼能力依旧处于极端劣势。因此有必要从正义哲学观、道德立场和经济分析为视角,阐述构建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二元归责体系的正当性,并以侵权主体是否使用自动化技术来界定该二元归责体系适用范围,最终实现数据的商业利益和信息权益保障之间的价值平衡。

信息处理者侵权责任之探究——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

目前司法与理论界对于信息处理者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等问题尚有争议,阻碍对于个人信息的高效合法利用,不利于保障法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从《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为规范目标来看,对信息处理者不应课加过重的责任义务。同时依据该法第 69 条的规定,在该法范围内对于具有采用自动化信息处理技术能力的信息处理者应当承担过错推定责任,以此实现对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信息主体的倾斜性保护。

网络平台“守门人”制度研究——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的考察

数字经济时代,一些超级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处理个人信息、阻碍公平竞争,使传统理论中“守门人”的中立性受到挑战,“守门人”制度因此成为网络安全立法关注的焦点。欧委会于2020年发布《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两项提案并于2022年生效,建立了“数字守门人”制度,为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和规制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于2021年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增设第58条“守门人”条款。该条款从保护个人信息角度,将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大型互联网平台确立为“守门人”,并在实践中出台了细化规则,明确独立机构的角色定位,从企业合规性及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进行规制,体现出“守门人”立法的中国智慧。

刑事诉讼中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问题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将刑事诉讼统一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当中,需要认真研究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核心规则“告知-同意”规则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失效,同意规则无须适用,告知规则设置了宽泛的例外,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应当明确例外的界限与适用情形。对于个人信息保存时限、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则、自动化决策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刑事诉讼中都应当进一步予以细化规定。个人信息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呈减损状态,但不应被彻底剥夺,应当着力强化刑事执法、司法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义务,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的若干支撑配套制度,包括将规制场景由技术侦查扩展至更为广阔的信息收集实践,强化事先数据合规制度建设,增设检察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系统中投诉处理的负责机构等。

敏感个人信息精神损害赔偿之检视与制度建构——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前45例已决样本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个人信息首次予以立法规定,并专节规定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确立了更为严格的过错推定责任,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未置可否而引发学界的审视与思考。以检索到20182021年侵犯敏感个人信息的45例已决样本为分析对象,发现司法实践中优先采取《民法典》私密信息隐私权的保护路径,并导致敏感个人信息的精神损害赔偿支持率低、赔偿标准适用及赔偿金额确定随意等问题。这反映出《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隐私权保护路径的竞合与冲突,敏感个人信息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缺位,设定损害后果须“严重”的赔偿门槛较高以及赔偿金额的自由裁量权失范等困境。对敏感个人信息受侵的案件,应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路径,应设定敏感个人信息精神损害条款,将精神损害赔偿损害门槛从“严重”降为“一般”,并通过司法解释设置赔偿数额区间和引入新的衡量因素以限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征信业发展影响研究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征信业的合法合规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对推动征信业既有业务模式变革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我国征信业的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深入研究《个人信息保护法》重要条款和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征信业现状,探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施行对我国征信业发展的影响,进而从组织机制、授权环节、操作流程和信息安全等方面提出风险防控建议。

《个人信息保护法》背景下公共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

文章阐述了公共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内涵、保护现状,《公共图书馆法》对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读者个人信息政策进一步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的我国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理思考及实现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为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新的指引与法律保障。研究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文章首先对我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概况予以梳理,列举《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内容框架;然后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指引,对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进行法理分析与思考;最后探讨《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我国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路径。结论认为,应从4个方面探寻我国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路径:争取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服务利用之间的平衡,彰显图书馆核心价值;立足《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规体系;设立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馆员,加强专职管理;区分读者群体,注重读者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背景下我国档案馆网站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基于46个档案馆网站的调查

对档案馆网站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旨在助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文章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参照,基于文本分析法对46个档案馆网站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展开调查,发现我国档案馆网站存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系统性不足、个人信息界定不明确、档案馆网站的信息处理权利与义务规定有限、用户个人权利未得到充分保障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撤回同意”规则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进一步强化对个人信用信息的保护,其中“撤回同意”规则对征信业合规提出了更高要求。把握“撤回同意”规则的意义,分析该规则在实际执行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对征信业合规的影响,从强化顶层设计、征信合规、培训宣传、多方合作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从而使“撤回同意”规则能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主体的利益,提升征信业务合规水平。

学术期刊用户画像个人信息保护:风险与规制——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视角

用户画像技术在学术期刊智能化应用中为用户提供精准知识服务,但用户画像中个人信息的大规模应用加剧了用户信息收集、用户标签侵权以及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等风险,本文基于法律视角剖析学术期刊用户画像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界定、个人信息主体权利认定、算法自动化决策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的实现、个人信息处理者特殊保护义务的规定、个人信息跨境交流管理等,提出了学术期刊用户画像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制策略。

欧盟、美国敏感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及我国立法特色分析

大数据时代,对敏感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显得重要而迫切,欧盟、美国在敏感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制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相关立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意义。文章综合运用比较、文献分析等方法,通过相关研究综述引出研究缘由,然后将欧盟和美国的敏感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制进行对比,阐述二者的相同点及主要差异,最后分析了我国的立法特色。文章认为,我国的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吸收了欧盟、美国的有益经验,但又具有自身特色,主要表现为:由“分散立法”走向“统一立法”的法律规制特色模式;采用不完全列举的方式界分敏感个人信息类别,设置“兜底条款”,为未来留有扩充空间;注重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个人信息安全之间的平衡。

新科技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出路

在新科技发展背景下,如何保持我国《个保法》的适用活力是一个重要命题。场景化应用和领域化方案为《个保法》的适用提出了新的思路。然而,尽管场景化应用以其适用上的张力迎合了《个保法》的特定需求,其与成文法规范之间存在内在冲突,不宜成为普适性方案。领域法方案具有特定的法律价值,但其难以实现自身的独立性和体系性,与部门法及相关领域法之间的关系不易协调,无法塑成统一的行为范畴,客观上面临一系列实践障碍。借由现有的两种适用路径,《个保法》仍能有效地应对诸多新生问题:一是基于法释义学的方法,结合特定立法目的对《个保法》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出扩展性解释;二是通过司法适用技术将新规则嵌入既有制度框架,并重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算法解释权的制度阐释——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的讨论

算法自动化决策因其客观性、高效性和准确性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领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幸福感和获得感。随着算法自动化决策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算法黑箱房”等一系列风险。为了控制算法自动化决策所带来的风险,平衡算法处理者和算法相对人的利益,《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24条第3款确立了算法解释权。通过对算法解释权的立法溯源,比较欧盟和美国的治理模式,指出我国算法解释权存在权利内容模糊、解释标准矛盾、行权程序欠缺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构建新场景化的解释权制度、发展多元协同的解释权制度、尊重知识产权的算法解释权制度,予以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法》释义及企业法律风险的防控

介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范围,指出了违反个人信息保护行为的法律责任,提出了石油石化企业做好个人信息保护有关风险防控的建议:一是遵守最小影响、最小范围、最短时间原则收集个人信息数据;二是完善平台治理,理清规则边界;三是规范户外监控,保护客户权益;四是规范业态合作,避免间接违规;五是健全内部机制,强化安全监管;六是履行社会责任,接受外部监督。

对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解读

《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我国首部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法律,综合吸纳了《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关于个人信息定义、处理规则、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规定,分别从处理规则、个人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主管部门、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原则性规定,特别在禁止利用自动化决策“大数据杀熟”、加重大型互联网平台信息保护义务、严格个人信息跨境要求、禁止应用程序(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和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等方面提出针对性要求,奠定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主基调,初步确立了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基本规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背景下告知同意规则的检视与改进

告知同意规则虽然是国际通行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但在实践中面临着多重困境。《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坚持采纳告知同意规则的同时也对其采取了一系列修正措施。但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现状来看,告知同意规则面临的实践困境并没有得到改善,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之间仍然处于利益失衡的状态。检视《个人信息保护法》所采取的扩张合法性基础、实施信息分类与差异化保护、细化完善同意规则等修正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同意规则难以落地的窘况,但仍存在诸多疏漏。应采取引入合法利益豁免机制、构建行政监管机制、发扬个人信息保护设计理念等手段作为告知同意规则改进完善的对症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