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安全理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拓宽了国家安全的外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反诈骗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其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因此深入探讨其所引领的安全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分析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识别法律条文中所规定的安全形态,发现《反电诈法》安全理念的具体特征体现为以人为本的目标导向、预防为主为根本理念、多个部门协同治理的治理模式。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与不作为法律解读与风险提示

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讲,必须及时地对各种法律法规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地规避各种法律风险带来的损失.本文主要就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中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与不作为的内容进行解读,希望可以帮助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效地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

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的法治隐忧与消解——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例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吸纳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形成与以往犯罪治理模式不同的权力路径。第三方平台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中形成了治理权力和犯罪控制义务并存的一体两面的主体责任,其由案外人身份向治理者身份、由辅助功能向治理功能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其在犯罪治理中所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力。但第三方平台权力的行使可能引发在权力专属原则、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程序规范、权利保障要求等方面的法治隐忧。为消除隐忧、促使新法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合理界定第三方平台的角色,科学划定第三方平台权责,及时完善权利救济规范。

数字治理的刑法介入模式——以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变革为例

中国网络犯罪治理大转型的“波兰尼时刻”已经到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实践由直接的国家管控到间接的平台治理、由控制数字技术到净化数字生态、由单一的刑罚制裁到多元的部门法合作,驱动着网络犯罪治理从事后治理迈入数字治理阶段。刑法介入网络犯罪治理的核心问题也由规制范围的选择转变为与数字治理的不匹配,这一问题难以通过积极、消极抑或折中的法律内部视角解决,而是要在法律与治理的互动关系中探索更具数字化、更具想象力的答案:刑法应以间接治理的介入思维取代对网络平台犯罪预防义务的直接审查,重点评价网络平台作为市场主体对公共义务的实质性履行;突破一律从严或一概从宽的泛化惩处思路,根据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数字化特征,确立更富针对性的评价尺度;超越刑法规制抑或行政规制的部门法分立视角,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新思维探索刑事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的协同作业模式。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银行业机构账户管理的预期影响分析

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活动高发频发,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以下简称《反诈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初审,今年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二审;9月2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反诈法》立足于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对电信、金融、互联网行业主体责任进行了明确,旨在合力对电信网络诈骗以重拳打击。本文基于当前银行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现状,研究分析《反诈法》颁布实施对银行业机构账户业务的预期影响,提出相关思考建议。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之“三问”

2000年初,我刚入职时,说和百姓安全最密切的侵害财产犯罪是“盗”“抢”“骗”,可到了如今的2022年,“盗”和“抢”基本上已经很少了,因为现金用的越来越少,人们的财产都在网银账户里,偷不走,抢不去,唯有“骗”。根据全国统计的发案情况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电信网络诈骗成为了危害百姓财产安全最严重的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可不仅是我们的积蓄,可能是有些人的生命,可能是国家的安全稳定,还有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关系。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中了电信网络诈骗的“毒”,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受到电信网络诈骗的蛊惑,作为媒体从业者,如何联动执法机关、新闻媒体和社会各部门,让反诈宣传入脑入心,于是,便有了这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之“三问”。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立法背景与反制逻辑

2022年9月2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出台并将于同年12月1日生效。基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日益猖獗和规范供应缺位的实然背景以及为推进法治建设的美好期待,立法构筑了以构建预防性法律制度、融合信息科技为技术支撑、强化协同联动机制建设、加大违法处置力度以及注重人道主义关怀为核心的反制逻辑,力图聚焦社会痛点,回应人民关切,以期天下无诈局面的早日实现。

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领域行刑衔接机制问题研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序衔接是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有效治理的关键。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领域行刑衔接机制在规范层面已形成以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党内法规等为主体的较为完备的规范体系,在实践层面参与主体、移送案件、证据转化等方面的制度运行良好。但该机制在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仍然存在行政法与刑法立法衔接不足、行政执法水平难以满足行刑衔接机制的实践要求、行刑衔接机制的信息沟通不畅、检察机关对行刑衔接机制的移送监督乏力等运行困境,降低了其应有的治理效能。未来,应采取构建行刑衔接机制的规范体系、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能力、建立健全行刑衔接机制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检察机关对行刑衔接机制中案件移送的主动监督机制等解决方案,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有效治理。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视角下的企业数据刑事合规建设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污蚀网络环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实施,为全流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对相关企业加强合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实践与思考——以宁波市奉化区为例

2022年12月实施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提出新要求、指明新方向、提供新支撑。奉化区认真贯彻《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通过建强推进主体、深化综合治理、优化打击反制、强化“五个一”劝阻,构建了全环节凝聚反诈合力、全方位提升管控效能、全链条遏制发案态势、全领域阻断诈骗风险的工作体系。但与此同时,也面临行业治理体系有待完善、追赃挽损机制有待优化、打击震慑质效有待提升、人员逼投劝返有待发力、宣传防范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难点。对此,应当探索进一步找准“治”的着力点、做强“打”的组合拳、下好“防”的先手棋、增强“宣”的实效性,以实践经验弥补制度短板和法律盲区。

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规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与我国当前刑事立法供给不足存在密切关系。“两高”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和指导性案例对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出了有益探索,但仍难以有效打击该类犯罪。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生效的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仍存在困境,刑事立法应与《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相衔接,建议增设组织、领导、参加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罪,将本罪作为第288条之一,设置在刑法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之后,以严密刑事法网,弥补刑事立法的不足,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犯罪全链条精准打击,从源头上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难题。

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体系检讨与路径匡正

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规制已持续多年,但传统规制体系过分偏倚刑事手段且因循普通诈骗罪及其共同犯罪的认定路径,引发共犯范围、既遂状态等司法适用难题。电信网络诈骗得以实施与平台密切相关,但平台责任在传统规制体系中未得到足够关注。随着上下游黑灰产业链的完备,电信网络诈骗“撒网式”作案模式也日益“精确化”,对此,以诈骗行为为单一核心的规制模式已捉襟见肘。《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匡正传统电信网络诈骗规制路径、形塑立体的电信网络诈骗规制体系提供规范指引和制度空间,但仍应从行政手段与刑事手段的并行与衔接、个人责任与平台责任的差异化评价、诈骗行为与衍生行为的区分式认定三个向度匡正电信网络诈骗规制路径。

“供给-需求”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框架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2022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我国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有了新的法律依据。通过大量案例的分析,提出可通过“供给-需求”模型重新认识电信网络犯罪的犯罪模式和犯罪要素。根据该模型,通过宏观上控制供给与需求,微观上阻断信息与资金,对综合治理犯罪具有积极意义。该模型视域下,提出在供给侧挤压犯罪空间、控制犯罪主体、堵截网络账户和洗钱渠道;在需求侧通过被害群体的削减、涉诈信息的反制、资金支持的干预和资金转移的预警,从两个维度阐释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总体框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困境与回应——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视角

面对经年肆虐的电信网络诈骗,有关犯罪治理工作历经以公安为主体的常态治理、专项治理,再到政府统筹,公安主导,金融、电信、互联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综合治理形态的转变。在犯罪治理过程中面临诈骗手法迭代、犯罪渠道多样、信息多方泄露、技术对抗被动、黑灰产链条深化及产业化嬗变等治理困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立法思路、处断原则、机制构建等方面的规定,明晰地回应了当前犯罪治理实践中的困境,对推动立体化犯罪治理格局的建立与完善意义重大。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分析与治理对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为当前刑事犯罪领域发展最为迅猛的类型,极大地改变了犯罪结构,呈现出诈骗手段翻新,模式迭代加快;侵害目标明确,精准诈骗成主流;犯罪职业化、“去中心化”凸显;重点地区、跨境犯罪愈发突出等特征。打击治理实践方面,存在宣传防范工作缺少“三个度”、打击惩处环节尚有瓶颈、专业队伍建设不够匹配、协作联动机制有待加强、综合治理存在漏洞等困境。要预防为先,常态长效宣传,增强全民防诈反诈意识;重拳出击,精确打击,提升打击犯罪对抗效能;协同治理,贯通反诈整体,提高联动共享共治水平;加强管控,完善对策体系,强力遏制犯罪态势;改革创新,畅通人才培养渠道,打造廉洁务实高效的反诈铁军。

网络犯罪案件的行刑衔接机制研究--以反电信网络诈骗等网信监管为样本

网络犯罪的产业链形态与网信监管的高度复杂性为该领域的行刑衔接提出了严峻挑战,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即是突出表现。权力的监督制约是行刑衔接机制的核心要义,“衔接”就是要打破权力运作的闭环。在网信监管领域,行政违法线索转化率低、案件处置结果变相分流、行政执法能力与行刑衔接需求不匹配等行刑衔接问题的表象原因是规范体系的权威性不足、行政执法的闭合性特征、监督激励机制双重匮乏等,深层原因在于未能建立起完善的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虽然注重犯罪前端的行政治理,但是对行政执法主体的协同性要求不足,因而无法更好实现反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刑衔接。对此,应当从权力分工的规范体系、权力制约的机制体系、权力协作的主体体系三个维度完善反电信网络诈骗等网信监管领域的行刑衔接机制,引导确立司法治理在网络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电信网络诈骗的特点及法律应对

电信网络诈骗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而频发高发,引起国家有关部门、业内人士和广大群众的高度关注。电信网络诈骗具有社会危害性严重、侦查取证难、团伙性公司化运营、诈骗手段精准等特点,应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加快出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完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规定,提高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能力和效果。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三、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四、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修订草案)》的议案五、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的议案.

论网络犯罪的看门人规制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及相关网络法将互联网平台等市场主体视为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看门人,为其设定了丰富的在线控制用户违法犯罪的看门人条款,形塑出“国家管看门人、看门人管用户”的看门人规则体系。看门人规则具有权力和义务二重性特质,看门人承担和履行国家设定的犯罪控制义务,但又由此拥有在线影响、干预用户的社会权力。制度能力决定治理能力,基于看门人规则的新型规制模式以元规制和自我规制的交互推动了犯罪治理的时点向前端防范和源头治理转移,回应了刑事规制作用范围有限、预防效果不显、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催生出看门人规制和刑事规制二元并立的数字社会治理架构,成为数字化时代改善网络犯罪治理之国家能力的关键所在。

江苏省全面进入电话实名时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六部委《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系列文件关于电话实名登记的有关要求,江苏通管局组织电信企业在去年电话黑卡治理专项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未实名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补登记工作步伐,对拒不办理补登记手续的依法予以强制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