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

简略介绍了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在中国出版的情况 ,并对此书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进行简要的评述。施坚雅此书的特色在于其所采用的计量研究法、城市比较研究法以及以“中心地理论”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学科性。同时 ,将施坚雅的创新之处与中国的历史城市研究作比较 。

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从1968年到1969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连续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和大西洋英国属地维尔京群岛的圣克鲁瓦，举行了几次以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讨论会。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施坚雅教授以这次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为主，再加上其他的几篇论文，

探讨施坚雅理论的问题和启示——重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人类学家施坚雅的代表作品。这本书主要关注中国城市及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融合了许多不同的学科知识和方法。在这本书中,施坚雅使用跨学科的方法分析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并向读者们阐述了他的中心边缘理论体系。施坚雅的理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其与中国事实的差距也给他带来了许多争议。但是,该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不仅仅在于施坚雅理论体系本身,而且在于施坚雅研究中国城市问题的方法上,他的这种在社会科学上建构数学模型的跨学科方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中华帝国晚期近代化”语境下的天津早期城市化属性分析

就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而言,天津无疑是一座缺失源远贯通和充分成长的古代文化堆积的城市晚生代。但是换个角度看天津600年,从永乐到民初,它又是中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仅用了524年,就完成了从一座军屯模式的卫所城堡"特别市"、"直辖市"的转化发展进程,可堪称城市化进程里的一个奇迹。天津城市化开始于设卫筑城。其时间已是15世纪初叶。由军事建制变成行政建制的天津州则到了18世纪。从社会文化历史角度看,天津城市加速度发展是同中华帝国晚期城市近代化共生的;从城市发生的经济学角度来看,天津卫城应该说也是在中华帝国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和运河近代性经济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总之,天津是一座只有近代而没有古代的城市。是一座中华帝国晚期的近代化城市。

蒙住眼,因为剁手难——为什么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晚期越来越“轻徭薄赋”,也越来越腐败

为什么在中华帝国晚期（以清代为典型），国家的汲取能力（正式税收占总收入的比重）日趋式微。而君主对建立一支高薪廉洁的现代官僚队伍和透明的征税制度态度消极，放任大小官员从附加税中获取他们的各种规费礼金，对“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听之任之？为什么在重大灾荒和外来军事威胁面前，国家诉诸于捐纳、报销和对官员商人的临时性摊派来为战争和赈灾融资，而不是通过公债市场在时间维度上平滑国家的财政开支？

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现有理论不能提供一个关于李约瑟之谜和大分流的完整和自洽的解释,特别是国家统治者及其代理人作为决策主体的关键作用被忽视。无法探讨前现代国家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精英招募制度(elite recruitment institutions)之间形成的"超稳定结构"。本文基于最近几年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国家能力方面的文献(Sng和Moriguchi,2014;Brandt,Ma和Rawsky,2014),旨在讨论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治乱循环和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在一个朝代周期,中央集权的统治者,面临着日益收紧的民众造反约束,和皇帝官僚之间日益恶化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得不逐渐下调正式税率,腐败愈加严重,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趋弱,最终走向财政崩渍和社会动乱。由于视野(vision)的短小、既得利益的阻挠以及外部竞争的缺乏,统治者解决财政问题和维稳问题的方法,不是积极投资于建立高效的国家征税能力,不是建立支持经济发展的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而是消极的依赖和商业资本的恩主共生关系(patrimonial)解决临时财政危机,用科举制度调节国家内部各阶层各地域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结构,只有在1840年以后,才在国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开始松动:政治层面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最后走向地方自治、器物层面从师夷长技走向鼓励工商实业、制度层面西方的法律制度和议会制度从通商口岸逐渐渗入内地、文化层面废科举办新学,迎来了"千古未有之变局",开启了至今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

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

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科举,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思路——评葛良彦《士人与国家:中华帝国晚期作为政治话语的小说》

在学术研究中采用新方法、新视角一直是学术界的呼声之一。近年来，以跨学科的新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一直广受关注，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仅就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而言，近两三年笔者所见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就有多种。

中华帝国晚期死刑的实践与表象

"实践美学"是近年美学界的热门话题。"实践本体论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和"新实践美学"等,已成为近年一个重要的美学流派。有种意见认为:"实践美学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而且是中国当代可以参与世界美学对话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实践美学已经成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主要标志"、"主导潮流"、"一枝独秀";"新实践美学"已"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形态"。这些判断究竟能不能成立呢?"实践美学"的诸多观念需不需要进行理论反思呢?这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界特别关心也应予以回答的问题。其实,将"实践"充当本体论并与"存在论"、"现象学"等结合起来就说成是美学理论的"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将某种抽象人性主体的"主观性"、"经验性"和先验范式,某种变种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和某些现象学思想说成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将具有实践唯心论成分的本体观、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和真实价值诉求的美学学说,说成它"把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引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无疑是值得讨论的。鉴于此,我们组织了这样一组笔谈,就"实践美学"诸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这几篇文章的见解不尽相同,但大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讨论,能引起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重视,以推动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

解读中华帝国晚期的阅读史

书籍的社会史 [美]周绍明著,何朝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在中国,自古以来,书籍的地位是崇高的。书籍从来不仅仅是一种读本或者知识载体,其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权力和利益。任教于剑桥大学的美籍历史学家周绍明（JosephP．McDermott）相信，至少在过去一千年中，书籍和它的历史，

慧眼·匠心及其他——《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读后

旁观者清,观棋人的议论往往会使潜心对弈者茅塞顿开。推及治学,在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方面,同样不能忽视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在自身文化氛围中造就的独有的思维方式,他们审视历史现象的不同视角,常使中国本土学者能够从中汲取诸多启迪和灵感,克服“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的困惑。

施坚雅的中国城市研究学术思想

2008年10月26日,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教授去世。施坚雅教授长年致力于亚洲的区域和城市研究,曾担任美国亚洲学会主席。他从经济和地文等因素出发,以市场中心地为基础,对中国各区域进行划分和考察的方法影响巨大,引起了美国1960～1970年代以来中国学的范式革新。他透过比较的视角。

扬州 一座因盐而盛的城市

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性格。正像法国一位地理学家所说,城市就是一个景观,一个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更具体地说,她就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

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帝国晚期济宁城市文化的形成

本文勾画明清时期济宁的文化景象,并探讨构织起其南方城市认同的缘由。本文首先考察运输、通讯和城市化如何塑造了济宁的经济取向和社会构成,因为它们导致了别具一格的地方文化的繁荣。本文认为,以京杭大运河为依托,济宁在明清帝国经济和文化网络上连接南北的特殊位置使其具有了来自南方为主的多种外来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因素。济宁盎然的南方城市生机体现在其物质景观、人文精神、社会成分,以及日常生活的构造和结构中。与同时代的南方同伴一样,具备很高文化素质的明清济宁士绅积极从事地方城市文化和地方社会建设,而他们的这些活动显然在形式和风格上源生于在江南地区更为精致、卓越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形式。

精英与通俗?——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史学的研究取向发生了变化。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放弃传统年鉴学派对经济、社会和变化的研究，不再支持总体史学，他们收编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把注意力转向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负面上，如巫师、离经叛道者等边缘人。

评苏成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苏成捷（Matthew H．Sommer）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有关性犯罪领域的问题。他的专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Sex，Law，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侧重从法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性犯罪问题。

身份的反观:中华帝国晚期的泰山朝圣

在中国，泰山大约是最为显赫的圣山了，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它长期以来一直为史学家忽略。自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1910年发表过一部关于泰山的重要著述以来^1，虽则关于各种朝圣行为、诗文或其它与泰山相关活动的研究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