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中的退守——《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立法之痛

《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弃以往之"家族本位"转而以三民主义精神立法,从社会本位出发,尊重个人自由、平等;在夫妻财产之处分;离婚之自由;子女订婚等方面与以往法律相比进步明显;其规定了订婚自由,父母不能代订婚约;妻、子女可拥有自己之私财等现代法治思想;但对夫权、父权亦有保留,"家"之一章,更显其对旧制继承,此种进步中的退守令人惋惜。

关于民法典(草案)亲属编若干问题的完善

在民法典亲属编的制定中,有三大问题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即名称及体系结构问题。应当完善的制度问题、应当增加的制度问题。本文试图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现行法及司法解释、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法(专家建议稿),以及有关婚姻家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上述三个问题从立法角度做出具体设计。

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

亲属法规范较多，由于亲属、婚姻、家庭等在很多程度上对社会乃至国家利益造成危害，因此我国民法典亲属法体系的构建意义重大。亲属法体系构建以及价值取向的选择应该注重从以下角度考虑，分别为民法典立法亲属法使命、家庭社会功能兴衰、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等。亲属法立法体系的构建需要对婚姻家庭进行保护，并对个体权益价值进行维护。

制定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婚姻家庭制度将作为其中的一编。婚姻家庭编的立法体例和内容如何确定 ,直接关系到民法典体系的科学性和制作的完整性。就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体例和制度设计提出相应的建议 ,以填补婚姻立法的空白 ,进一步完善婚姻法的各项规定 。

中国民法典中成年监护立法若干问题综论

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事行为能力救济制度,成年监护制度旨在补充特定成年人的行为能力之不足,最终维护和实现其人格自由。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就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构造而言,需要人们在对现行相关规范的架构与内容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现行立法模式和法律内容进行若干改进,使之能应对现实、面向未来。

《民法·亲属编》实施初期的妻妾身份之争——以广州《越华报》案件报道为中心的观察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取消妾相对于妻的仆从地位、降低娶妻的仪式要求,使得原来泾渭分明的妻、妾、姘妇界限变得模糊难辩。法律的重大变化反应于普罗大众生活当中的情况,可以从当时广州销量最大的《越华报》相关案件报道中进行观察与分析。有别于过去的妻妾身份争议及其控辩策略揭示出从法律文本到通俗案例文本,法律精英"提升女权"的理想越来越被弱化处理的历史事实。

我国亲属制度改革的进展、问题与对策——《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述评

我国现行婚姻家庭制度是脱离当代市场经济社会基础、落后于时代的亲属法。在改革开放已经40年的今天,编纂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为改革我国亲属法提供了机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在现行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多的改进,但是还存在较多问题,没有全面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对《婚姻家庭编草案》的进一步修改中,应当统一立法思想,确定民法典尤其是亲属法是私法、是权利法,而不是管理法,建立完整、科学的亲属制度,给人民行使身份权利以更多的选择,实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南京国民政府家族制度立法探讨——以《亲属法》《继承法》为中心

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立法院在制定《中华民国民法典》之《亲属法》与《继承法》过程中,就是否继续保持家族制度、效法西方采行个人本位主义,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以胡汉民为代表的立法委员虽然同意形式上保存家制,但坚持全面改造传统家族制度。法学界则存在不同观点,胡长清、郁嶷等人要求彻底废除家制,且依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精神改造两法,而南京三五法学社则持适当保留家族制度的观点;外国法学专家及顾问也主张国民政府改造两法的力度应该适当,太过激烈无益。透过这场立法讨论,可以窥探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立法思潮对中国的复杂影响。

1931—1937年民国四川基层女性研究——以民国荣县档案为例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从法律层面为中国女性开创了男女平等的可能。但是理论上的法律文本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影响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文章尝试通过对1931—1937年民国荣县档案中离婚案件的研究,从基层社会现实、社会伦理道德和民间力量三个角度展现民国时期中央立法与地方司法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当时四川基层女性的影响。

养老育幼维护亲属和睦团结

现代社会亲属关系越来越疏离,在继承问题方面产生了很多新问题。民法典继承编更新了现行继承法的不少内容,体现了互相扶助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精神。现行继承法从1985年至今已经实施了35年,民法典继承编有不少适应新时代的调整。针对信息时代的新文书形式,还有出生率低、家庭规模很小的新局面.

日本民法典公证规定评述 大陆法系民法典公证事项规定与评述（之九）

日本民法典制定于十九世纪末期(1898年通过),^(1)1946年对亲属编和继承编进行了全面修改,2004年对法典进行了一次大修;2009年至2015年,对法典中的债权编进行了再一次大修。^(2)日本民法典上的公证事项规定并不多,主要集中在继承编和债权编。

论《民法总则》中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价值基础和制度完善

《民法总则》第35条规定"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这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听取他们(指未成年人——作者注)的意见"的沿袭和强化,赋予了未成年人在家庭关系中的自我决定权,只要不伤害他人和未成年人自己。但是这样的观念,还不能得到大部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理解和支持,为此深入探究该条款的价值基础仍然很有必要。从法理上看,保护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是各国民事立法的通例,是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结果,有助于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而且也不违反中国传统家庭美德。当然仅有理念也不能保证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有效落实,未来《民法典·亲属编》还需进一步在改名、劳动、抚养权归属等方面细化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范围,对剥夺未成年人自我决定权的行为设置相应的处罚措施,增加未成年人本人、亲属及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赋予未成年人亲属、教师、医生等人员强制报告的义务。

中国民法沿革考略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无所谓民法"。在他们看来,中国法制史实际上是一部刑法史。其实,我国民法源远流长,有一段漫长的发展历史,商代在所有权、婚姻、继承等制度方面,就有了相当发展。中国宗法制度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中国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都是从商代后期开始的,到了周代,民事法规从内容到范围都有扩大,《周礼》中《秋官·朝士》关于户籍登记的规定,《地官·司市》和《秋官·司寇》等关于合同的规定,《礼记·王制》中关于所有权的规定,以及《周礼》、《礼记》和《左传》中关于亲属、婚姻、家庭的规定和记载,无不反映当时民法之丰富,且范围已经涉及到近代民法的主要领域。战国时期,李悝集诸国法规,编成《法经》六篇,其中"杂法"夹有民事法规。商鞅承袭《法经》制定《秦律》,至秦始皇时期,民法内容已相当丰富。据一九七五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来看,其中属于民法范围的就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工律》等,还比较详细地规定了户籍问题。

论在我国民法中创立婚约制度

纵观古今,婚约制度在我国古代婚姻关系的法律调整中一直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纵观国际,很多国家也在当代法律中规定了婚约制度,以更好地调整婚姻关系。我国借民法典制定之机,应当对婚约订立的条件、解除婚约后的法律效果及损害赔偿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